作者：一真溅雪

一、中国海内外民主宪政运动的现状

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有两大组成部份：一部份是身在大陆的先知先觉的、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各界人士，这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知识阶层的人士，还包括一些大商人、小业主、普通市民、干部、复退军人和不少农民工，甚至还包括一些中共体制内极少数良知、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士；另一部份是以身在海外的“八九·六四”大屠杀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以当时的青年学生(学运领袖和骨干为主)和知识界人士(包括出国留学不归的和流亡海外的两类)为主体的海外民运人士。

先谈一谈在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人士的现状，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在江、胡时代虽然也加强了(相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而言)对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与管控，但大陆的民主宪政人士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还可通过网络、某些较为开放的媒体(诸如：《杂文报》、《炎黄春秋》、《南方周末》、《读者》……等报刊杂志)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宣扬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和揭露历史真像；或是举行规模不大的集会、研讨会来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揭露中国大陆的社会阴暗面和历史真像、批评时政、探讨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途经。只要言词不过于尖锐、激进通常都不会招致中共当局的暴力镇压、关押、判刑、电视认罪，顶多就是被国保、国安或辖区派出所“请”去喝茶，进行警告、威胁、劝阻，有时他们也会采取登门拜访的方式来进行这类工作。

然而从胡、温当政的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民主宪政人士面临的环境已开始日趋严峻，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大陆民主宪政人士所面临的环境已只能用“严酷”二字来形容了。

所有较为开放的报刊、杂志或被中共当局接管、改组，变成中共当局的御用宣传工具而遭读者唾弃，或是被迫关闭。

以前我们还可以经常参加民主宪政人士私下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径、前景，人数从每次从十几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很少受到阻挠(当然这类活动事先不必张扬，以防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也时常将从海外网站上下载的宣扬民主宪政、宣扬普世价值观念以及揭露中共罪恶、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的资料整理成册，以及将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宣扬民主宪改、普世价值观和揭露历史真像的书籍，诸如：《还原历史系列》、《古拉格群岛》、《历代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六四真像》、《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邱会作回忆录》、《方励之文集》、《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往事微痕》、《宪政之声》……等我们能收集到的资料、书刊，在三观相近，又有经济实力的私企业主的资助之下，翻印成册，或通过快运、邮寄、快递或我们自己开车送往两湖、两广、川、黔、闽、浙、苏、豫等省偏远地区资讯来源匮乏的、追求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当地朋友们那里。

令人意外，又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川黔湘鄂豫这样一些省的几乎每一个边远县城都有一批追求民主宪政、希望了解历史和现实真像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在职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农民工、退休人员和普通市民，他们经常在一起聚谈时政、探讨“改革开放”前景、传阅各人得到的资料、书刊。他们是中国大陆今后走向民主宪政、实现普世价值观过程中一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之后，隨着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活动和民主宪政人士的打压、对舆论、网络、言论的镇压和发送资料的活动，由于习当局对寄送印刷品内容的检查、数量的管控的日益加剧，使得我们寄送印刷品的活动由越来越困难，发展到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无法进行。

各种聚会、研讨会、甚至民主宪政人士聚餐漫谈，都会召致中共当局的取缔镇压，参与的人士往往会被当局冠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而被刑拘、无理长期关押甚至判刑。就连一向以包容左中右各派观点而著称的民间论坛“郑州思想沙龙”这样一个对中共完全不构成什么直接威胁的、松散的、已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民间社团，过去中共当局尽管也派国保、公安人员对它进行监控，但对举行的各种聚会和研讨会只要不是明显针对中共当局的；只要言词不是过于激进的，当局虽不支持，但通常都会釆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所以以前“郑州思想沙龙”每周要举行一两次各种内容的聚会，揭示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每次少则数十人，多则超过百人。有时，沙龙也邀请国内著名的民主宪政人士、专家、学者来沙龙举行专题报告和讨论，甚至还举行过有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大型研讨会。随着“郑州思想沙龙”在中国大陆影响的扩大，也曾有香港电视台来对“郑州对沙龙”的活动进行过现场直播，也有台湾、日本的学者慕名前来沙龙访问，进行座谈交流。

到后来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郑州思想沙龙”的聚会被迫减少到每月举行一次；到“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当局便以防疫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禁止了“郑州思想沙龙”的所有聚会活动。

自习上台以来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维权活动人士的打压，除了中共当局传统的罗织、伪造罪名、罪证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网络言论罪”……等一系列巧立名目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抓捕、关押、判刑之外，为了震慑海内外的民主异议人士和大陆民众，还“创造”了通过胁迫其亲人、家属的卑鄙手法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悔过”，公开侮辱、丑化他们的人格和尊严。

除此之外，中共当局现在对民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采取了更为恶毒、更为无恥的镇压方式，那就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对你进行关押、判刑的借口时，他们就剥夺你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你如果是私企老板或小业主他们就找借口甚至是编造借口迫使你的企业破产，使你的店铺倒闭，让你负债累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郑州一位知名企业家、作家、诗人曹天，因愿意拿出一亿元作保证金竞选郑州市长，公开挑战中共的贪腐和官员任命体制，结果被中共当局搞得企业破产、员工被抓、自己被迫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多年不敢与外界联系；著名农民企业家、慈善家孙大午，企业被中共“接管”，本人被中共当局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18年，他的亲友、员工也有多人被牵连，也被判处不同的刑期……等，都是典型的事例；你如果是公司白领或工厂员工，他们就胁迫公司、工厂解雇你，让你衣食无着，然后他们胁迫房东拒绝将住房租给你，让你无处棲身，然后驱逐你离开你熟悉的、你在那里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南京、杭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迫使你衣食无着，四处躲藏、流浪；或迫使你返回你无法发挥作用的农村或小城镇老家。让被中共当局搞得一无所有的你，不得不一天到晚为自己以及家人的生计而忙得精疲力竭，以此来剥夺你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让你无所作为，并以此摧毁他们为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意志。

有些有点门路的民主异议人士在被中共当局剥夺了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后，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像原在深圳的王应国、在广州的刘四仿、重庆的谭松、中央党校的蔡霞……等被迫流亡美国；原在广州、深圳一带活动的著名作家、异议人士黎学文、笑蜀被迫回到武汉老家蜗居，黎先生已面临生存困境；“赤壁五义士”之一的袁小华被当局驱离广州、长沙后，被迫返回故乡以开小饭館艰难维持生计；彭佩玉被迫离开江浙后，只能返回邵阳老家以务农为生；一向以见解深刻、言词犀利著称的时评、杂文作家现已年过九旬的张镇强老教授，早几年仍不顾中共当局的警告、威胁继续在海内外发表宣扬民主宪政、揭露共产极权政权丑恶本质的文章，组织各种聚会探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途经。

早三四年中共当局终于对张老教授使出杀手锏，那就是威胁张老教授的子女儿媳女婿让他们出面让张教授停笔、闭嘴，否则就要断了张教授子孙们的生计。考虑到十几位儿孙们的安宁和生存，张老教授被迫停止了写作与发声。在中共的打压之下，心情抑郁、无法作为的张老教授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早几年还非常活跃的著名民主宪政人士熊飞骏不惜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著书立说、四处发表演说宣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一次我们在张老教授家聚会时，张老教授曾当面称赞熊先生是一位孙中山、黄兴式的职业革命家)，早几年他被中共当局以“非法出版牟利”的罪名抓捕关押、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实在找不到“非法出版牟利”的罪证(熊先生自费出版的书都是免费赠送给读者的，根本不存在“牟利”一说，当然也有个别读者为感激熊先生写作所付出的辛劳，以及为感激这些书对读者醍醐灌顶的启蒙作用，而主动支付给作者少量资助的情况也有)，又迫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和他后来的妻子汪老师的奔走呼吁，熊先生被长期关押后，被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放出(他出狱后我们去探望他时，他家前后都安装了专门监控他的摄像头)，他出狱后，在亲友们的帮助之下被迫回到麻城(他妻子户口所在地)，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开了一家小药店(熊先生在大学是学医药的)，艰难地维持生计；还有一对“八九.六四”的学运领袖夫妇，在运动被镇压后，中共当局的大抓捕期间，为了继续留在大陆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断然谢绝了“黄雀行动”安排他们出国躲避中共当局对他们的迫害的机会，后被中共当局抓去判刑坐牢，出狱后不改初心，继续献身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后又因组织纪念六四牺牲烈士和祭奠赵紫阳总理的活动而再次双双被捕，被中共当局非法无理关押，女士数月后释放，男士因拒不承认中共当局对他的无理指控，被中共当局认为态度不好，居然不审不判长期非法无理关押将近三年之后，因中共当局实在找不到判刑的借口。才被中共当局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名义释放，释放后(包括这次被抓捕之前的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夫妻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艰难维持生计。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令人钦敬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民主斗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宪政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不可熄灭的珍贵火种，如果这些火种，因习当局的打压，和得不到海内外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有识之士的维护、支援而熄灭，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将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害。

现在，再谈一谈海外那些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而努力奋斗的人士，这些人中有一批被称之为“海外民运人士”，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和学运骨干。这些当年参加“六四”学运的人，当年参加学运的主要目的大多还停留在反贪腐、反官倒、反贫富不均、反社会不公这样的层次(当然到了运动的后期，也有少部份优秀份子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诉求)。由于社会阅历、资讯来源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当时参加学运游行示威的学生之中，真正是因为从根本上认清了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而起来反对它的，恐怕没有几个。

然而这些人中，有的却自视甚高，有的甚至把“六四”学运吹嘘成是“六四学运”引发了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

事实恰恰相反，是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经济上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共产极权体制的运动由来已久。自从1953年3月5日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的魔头斯大林呜呼哀哉之后，新上台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就开始了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震惊世界的报告，把国际共产极权体系神坛上的巨神斯大林摔下神坛之后，开啓了直至1964年10月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时代。

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敲响了共产极权体系走向灭亡的第一声丧钟。由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和推行的在文化、知识和媒体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实施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造就了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叶利钦……这一代人的觉醒，并使他们逐步进入了苏联的领导阶层，最终导致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崩溃。

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之前，都已建立过完善程度不同的民主宪政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的信仰都已植根于东欧各国民众的心灵深处，这不是三十余年的苏式共产极权统治能完全扼杀得了的，所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东欧各国反抗苏式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有1956年春夏爆发的波茲兰事件[註：1]；1956年秋爆发的匈牙利事件[註：2]；1968年爆发的“布拉格之春”[註：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初波兰的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运动……等都是东欧国家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行动。

这些反抗共产极权政治经济体制的运动，虽然均因遭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军队的武力镇压而以失败告终(只有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未遭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武力镇压，最终获得成功，在波兰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是个例外)，但这些反抗行动激发了东欧各国(包括苏联各加盟国在内)民众反抗共产极权政权追求民主宪政的勇气和信心。

苏联和东欧各国掀起的改革共产极权体制和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也波及到“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和学生，正是在苏联和东欧民主化自由化浪潮和中国大陆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以及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共同催生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运的爆发。

回顾以上这段历史，但凡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是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自由化浪潮推动并促成了中国大陆“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而不是如某些“八九·六四”学运领袖所称是“八九·六四”学生运动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

流亡海外的这批学运领袖和骨干由于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以及个人品格的局限，很快便出现了分化。其中那些优秀份子，怀着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赤诚之心，一面努力通过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成为海外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其中一部份面对中国大陆的严酷现实，和海外民主运动的艰难处境，已丧失了继续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勇气，转而进入知识界、工商界和宗教界以发挥自己的才华、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倒也无可厚非；其中也有一些慑于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和海外民运面临的困境，看不到希望，为一己之私利，最终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和爪牙，甚至成为中共隐藏在民运组织中破坏民运活动的“特洛伊”木马。

在海外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而努力奋斗的人士中还有一批最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和“解冻文字”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短暂的启蒙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解放”后中共在中国大陆制造的各种灾难；又由于某种机遇，较早接触了西方的民主宪政和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他们是最早认清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反方明、反人性本质的先知先觉者(这些人中，大多有比较完整的学历和充满苦难的人生经历)，他们或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出走海外；或是主动来到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奉献自己的力量。

另外还有的是为了追求知识出国留学，在接触到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和中共及中国大陆的真实历史和现实之后而觉醒，转而投身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来的，其中以现在声名显赫的余茂春等为代表，这两部份人都是海外民运人士中的中坚力量，前者诸如：王若望(已故)、方励之(已故)、彭明(被中共诱捕后被迫害致死)、魏京生、胡平、陈一咨、陈维健、程晓农、曹长青、苏晓康、仲维光、辛灏年、袁红冰、伍凡、盛雪、章立凡……等为代表，后者主要以余茂春等为代表。

此外，还有从事网络自媒体的石山、陈破空、横河、蔡楚、程晓农、李一平、唐靖远、章天亮、方菲、李沫阳……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网络媒体人江峰、秦鹏、陈微羽、唐浩、李大宇、文昭、方伟……等。

流亡海外的“八九·六四”学运领袖和骨干，目前仍在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而继续奋斗的比较著名有周封锁、吾尔开希、王丹、封从德、赵常青、王超华……等；留在大陆仍在努力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而努力奋斗的全国各地学运领袖和骨干有马先生、于先生、翟先生、陈女士、郑先生……等数十人(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不便一一例出他们的真实姓名)；还有更多的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不太知名的普通学运人士，他们在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和逼迫之下，虽然大多在中共当局的政治和生活重担的双重高压之下都已经沉沦，但其中仍有不少人在资讯来源手段日新月异的情况之下，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之下，仍在大陆坚持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但目前他们大多处境艰难。

正所谓大浪淘沙吧！经过三十多年政治风浪的淘汰，余下的这批海内外仍在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努力奋斗的学运领袖、学运骨干和普通学运成员都是一颗颗或大或小闪闪发光的金子，他们发出的光辉不是转瞬即逝的闪电，而是黑暗中国大陆的永不消逝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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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归来人士那里，和从各种海外媒体上看到的海外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运动而努力奋斗的民主运动的现状实在令人堪忧，其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团结问题。

民运中，派系林立，为争夺民运的领导权和“领袖”地位，而互相拆台，甚至互相攻讦，给中共海外特务对海外民运阵营的渗透、实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以可乘之机，以致海外民运势力和影响日渐式微。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运人士本身的学识、人品修养方面的原因，各派民运人士之间，甚至同派民运人士之间产生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唯有大家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求得共识，在实在无法取得共识的情况之下，只要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努力奋斗的大方向一致，那就只能互相包容、求同存异，等待此后的实践来检验究竟是谁的意见正确，被实践证明了是错洖的一方或个人，也应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主张或言行，服从正确的意见，这样做需要一点勇气、一点大度和一点自知之明。

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知与不足，这样做并不丢人，也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反而会因自己的谦虚、大度和勇气而赢得别人的尊敬。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不犯错误；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任何问题都懂，所以认错和承认不懂并不可笑，也不会被人看不起，可笑的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在事实面前死不认错和不懂装懂。

我们每一个人冷静下来想一想，人类的知识宝库浩如沧海，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所能获得的知识都只不过是这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尽管这滴水的大小有很大的差别)而已，一个人对某些问题不懂、或认识上存在错误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并不丢人，也可笑。

我这样说绝无“教训”各位海内外民运人士之意，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为了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大家均应秉持谦虚谨慎、互相包容、求同存异、服从真理的心态，团结一致，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贡献自己那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海外民运人士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派，绝不能自认为自己或自己这一派绝对正确，要求其他人、其他派系与自己完全一致才行，否则就要对别人加以攻击、谩骂、丑化。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与中共对待异己和不同意见的态度和方式有何差异？这样的人和派系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民主宪政？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普世价值？

海外民运人士不团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渗透和对民运人士通过威胁、利诱进行的收买、分化并利用这些被收买的民运人士从内部分裂、瓦解海外民运组织。还有的从一开始便是中共派遣出来的特务，伪装成在大陆被迫害的“八九.六四”学运人士、民主人士、知识份子。

例如：原中组部的红二代阎某，就混在流亡海外的学运人士的队伍之中，来到欧洲某国进行分化瓦解民运活动的工作，此人曾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其行动本应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注意，然而实际上并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警惕，直至此人后来又安然返回大陆定居，其真实身份都未引起海外民运人士的怀疑，实在令人不解。想一想有哪位真正的海外民运人士可以多次安全往返于欧美与中国大陆之间？

最近某著名“八九·六四”学运领袖熊某，为了竞选议员居然去为中共海外被统战团体举行的反对在纽约建立“六四纪念馆”的活动公开站台，不知此人是被中共所收买，还是自身为了竞选的私利而采取的行动；还有最近被美国抓获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书君，此人来美国后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并于2021年担任该基金会副会长，此人长期与多位民运领导人往来密切，他被美方证实系中共特工，专门从事打探有关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有关情报以及香港“反送中运动”负责人士的情报，以日记的形式传往中共情报机构，与王书君同案的另外还有四名中共派遣特务。

王书君长期以海外著名民运人士的面貌混迹于海外民运活动和海外民运领导人之间，而未能被海外民运组织及其领导人识破其中共特务的真实面貌，以致当王书君被美方反间谍机构抓捕暴露其中共特务身份之后，竟令许多民运领袖和民运组织大感意外和惊讶，其实王书君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件事，本早就应引起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领导人的警惕，然而在王书君的中共特务身份被美国发现之前，居然没有一位长期与之打交道的海外民运人士对他产生过怀疑，这一点实在令人不解。

中共幕后鼓动民运人士互相在民运刊物、民运聚会上揭露隐私、互相攻击以败坏民运人士的声誉、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损害他们的公众形象，这类事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时有所闻。

海外民运内部不团结、、派系林立，争斗不息、互不卖帐，甚至互相拆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海外各式各样的民运人士和民运团体中，缺少一个有影响力、极具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又深孚众望的、像当年的孙中山那样有号召力、有影响力，其人品、智慧、学识和行动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

海外民运队伍和影响力的日渐下降，除了民运队伍本身存在的原因、中共对民运活动、民运人士的打压、渗透、收买和破坏之外，国际大环境的不利也是重要原因。

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共当局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以及由于东(中国大陆)西方在文化传统、教育体制、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学者、知识界、传媒界以及普通民众，对中共过去的皇权式共产极权体制和现在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长期对中共当局奉行绥靖政策，因而对海内外的民运活动和民运人士缺乏必要而充分的重视与支持。尽管海外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为争取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也进行过许多努力，诸如：在媒体上揭露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大陆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法轮功人士；对维吾尔人和藏人实施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以及中共当局活摘人体器官的惨绝人寰的罪行，甚至受害人亲自到国会控诉、作证，但大都未能引起欧美各民主国家足够的重视，也未造成重大的影响。

其中的原因：一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普遍对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丑恶本质认识不足；二是在欧美那种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欧美各界人士，他们大多不相信在人类文明已高度进步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三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欧美都是法治国家，当你指控中共当局的某一项罪行时，你必须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提供出你进行的这项指控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确凿证据才能使他们相信，光凭你的语言和书写的材料是不能让他们信服的，因而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得到他们的大力友持。而我们的民运人士、中共的受害者、法轮功人士其中有许多往往对欧美的法律及其运作方式缺乏充分的了解，因而产生上述问。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和封锁打压之下，受害人很难取得和保存这些中共的罪证并把这些罪证携带到国外来。

海外民运日渐式微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欧美民主国家整个社会的日益左倾化，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思潮正在侵蝕欧美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念和基督教信仰，以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在政界、知识界、金融界、教育界、思想界、文艺界、传媒界，甚至体育界……都大行其道。

在欧美这种整个社会普遍左转的大环境之下，海外民运得不到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使中国的海外的民主运动举步维艰已是不爭的事实，尽管海外各界民运人士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在欧美这种全面左转的大环境之下，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眼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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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内外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前景与希望

先谈一下国际政治思潮发展的趋势，尽管在当前西方民主阵营左转现象严重，“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导致西方各国政府、民间对中国大陆海内外民主运动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近年来由于以斯诺、费正清、基辛格、傅高义、黎安友、谢伟思(此人晚期对中共态度有所转变)……等，以及他们在给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培训出来的徒子徒孙为代表的、对中国问题一窍不通的“中国通”们，主导的西方各民主国家对华绥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在世界上日益显现和日益严重，已经促使了西方新一代政要和研究对华(中国大陆)政策的学术界人士正在开始觉醒，他们从中共当局对内对外的政策和行动中已逐渐认清了中共当局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文明、反人性的真实本质，以及逐渐认清这个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对西方左倾的政客、学者和底层民众仍有极大的诱惑力)招牌的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试图向全世界扩张的狼子野心。这一类人正在西方政界、知识界崛起，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政界的有蓬佩奥、纳瓦罗、班农、彭斯、奥布莱恩、博明、博尔顿、卢比奥、史密斯、约翰森(英国)、彭定康(英国)、安倍晋三(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现任且本首相)、尹锡悦(新任韩国总统)……等；学术界的有余茂春、白邦端、林培瑞、章家敦、德瑞尔、阿特基森、巴斯、哈桑尼、汉森、劳登、桑格、麦克基、罗杰斯、希金斯……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转变从美国开始已逐渐向欧洲、澳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蔓延，而且转变的速度正在加快。这当然要感谢中国大陆那位被称之为“总加速师”的新“伟大领袖”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和他那试图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张到全世界的狂妄野心。

与此同时，由欧美各国左倾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在社会上鼓动并掀起的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正确”运动，对欧美传统的保守的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观和社会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日益彰显，这促使西方民主国家政界、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意识到回归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和对内对外政策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快。前两年被中共有意传播到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社会、财产和生命的重大损失，和中共当局对付疫情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还有今年二月下旬发生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爭，和中中共当局对侵略者俄罗斯的偏袒和暗中支持都在有力地加速东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转变。

以上这两方面的变化趋势意味着今后隨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海内外的民主宪政运动必将得到欧美各界人士愈来愈多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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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民运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是尽快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要像当年众多的反清组织统一在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的大旗之下一样，排除海内外各派、各个民运人士之间的歧见、误会，统一在一个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共同的崇高而伟大目标之下。对于每一个把为实现这一崇高而伟大的目标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人生理想的人，还有什么因个人的私利、个人的名望和与此目标不符的见解是不能放弃的？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讨论以达成一致的？

当然除了那些打着民运的招牌以收获个人的名利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为目的的“民运人士”，和那些被中共指使打入民运组织以及民运组织中被中共收买了的变节者之外，都是会赞成成立一个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有严格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是政党的。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目前不能参照欧美民主政体政党那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目标和面对的民众均有所不同。我们将要成立的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身处的环境是一个被中共当局严重渗透了的西方民主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的暴力统治的社会，中共那有形和无形的魔掌无所不在。

所以对于每一个参加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防止中共特务、图谋个人名利者和野心家混入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同时还要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使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能更加有效率地运作。

这个统一的有明确政治目标、有严格组织纪律、有效率的民运组织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各民主国家政府、政党、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学术团体、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经济界人士和所在国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加入民运统一组织的个人、团体，也应在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大目标一致的原则之下，求同存异，保持合作互助的关系，而不应釆取排斥、打击、敌视的态度，除非他们己蜕变成中共的代理人或爪牙。

与此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爭取得到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钱是一切事情的开始、持续和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钱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

没有持续大量的资金来源，一切都无法开展，然而海外民运所获得的资金来源不仅与一开始相比没有增加，反而有日益减少的趋势，例如海外的一些民运刊物前几年还能对作者发放稿费，到现在连稿费也发不出了，以致国内一些靠稿费维持生计的民主异议人士写手不得不放弃或减少往海外民运刊物投稿，转而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面，仅据本人所知就有：武汉的王X、黎XX、张XX；湖南的易X、黎XX、李XX、彭XX；河南的闵XX……等(为这些民主异议人士的安全计，恕本人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得更清楚)，此外还有许多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在民运刊物上的投稿，这仅仅是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表现的一个方面。海外民运资金来源减少，想必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士比我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海外民运活动资金来源的减少，除了中共对海外民运活动的打压、前一段时间欧美社会的日益左倾化使得来自欧美国家政府、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经济界人士和个人的资金支持有所减少有关之外，海外民运团体、个人在民运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上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透明度，因而导致民运人士之间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产生怀疑和误会，甚至引起争吵，这样的事我们在国内也时有所闻，这些事严重打击了民运资金赞助人的赞助热情和国内外各界民运人士对民运活动的热情和信心，对海外民运活动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建议成立海外统一的海外民运组织或政党后，要专门成立一个由有名望的、品行高尚的民运人士组成的向各国政府、学术机构、政党、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募集资金的部门，所募集的资金全部交由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的、由正直无私的、精通财会业务的民运人士组成的财务部门严格遵照正规的财务制度统一管理、使用。

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民运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都要保持充分的透明度(除涉及安全、机密的部份之外)，所有民运资金的收支都要有详尽的符合财会制度的账目，并定期公布以接受所有民运组织成员、资助单位和资助个人的监督与质询。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负责对抗中共特务部门对民运组织的渗透和破坏，以杜绝前文所说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事情再度出现，如果民运组织有专门的保卫部门的话，那么仅凭阎某、王书君……之类的人可以多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这一点，就可以判定他们与中共之间肯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从而对他们产生警惕，这样便可及早揭露他们充当中共特务或中共代理人的真实面目，才不致等到美国的反谍报系统把他抓获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个统一的民运组织或政党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网站，以负责对海内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并揭露中共在海内外的欺骗宣传，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像。要吸纳海外众多民运界独立的自媒体人士参加，至少要与他们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对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本质，以及西方民主体制的优点和缺陷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大多是近几年或近一二十年才离开大陆的，他们对大陆社会现实的认识比“八九.六四运动”前后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批民运人士要更接近现实一些。因为自“八九.六四运动”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三年，中国大陆这三十三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有许多是生活在三十三年之前的大陆的那一批海外民运人士无法想象得到的。这些在海外投身于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的自媒体人士，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受众，和资助来源。这些对海外民运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应积极协调、合作。

这个统一的民运团体或政党正要成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的专门部门，负责对大陆民众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微信、邮箱发放宣传资料，教会大陆民众简便有效的“翻墙”办法，使大陆民众能及时获得国内外的真实资讯以促进他们的觉醒。

要抓紧时机利用这次疫情中共毫无人性、不符合科学常识的“清零”政策在大陆民众中所造成的对中共当局的普遍不满，对大陆开展啓蒙民众的工作，为今后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打下基础；要竭尽一切努力开辟多条对中国大陆处于生存困境的民主异议人士的救助通道，他们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珍贵的、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燎原的火种，绝不能让这些火种因陷入生存困境而熄灭。以上这些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和民运活动的当务之急。

今年元月份海外民运组织之一的“对话中国”智库发佈了向外界徵求“中国宪政转型”方案的公告，我不知道智库诸君是否研究制定出了“中国宪政转型方案”以及該方案的内容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智库诸君煞费苦心研究制定出的这种无异于纸上谈兵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断无实际实施的可能。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尽管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十分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崩溃)，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然后大陆民众便会恭请智库诸君回大陆实施你们研究出来的“中国宪政转型”方案。尽管以习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到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将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尽管自总加速师上台以来，其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正在加速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走向崩溃的进程，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社会没有反对党甚至连民间组织都基本上没有，再加上中共当局利用他的暴力机构通过高科技手段对大陆民众施以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管控，和长期以来中共对大陆民众的洗脑灌输、对资讯的垄断和选择性释放，使得中国大陆大部份民众，甚至大部份中青年知识份子都仍处于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愚眜状态，他们还远没有觉醒，因为他们从小就经受中共的奴化教育，成人之后人民日报、地方党报和新闻联播是他们仅有的资讯来源和价值观来源，海外人士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对此并无清醒认识，他们认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註：4]，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在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之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这使得在中国大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活动来摧毀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所以中国大陆爆发北非和东欧那种“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下，中共在大陆的共产极权统治的崩溃只可能来自于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经济社会环境日益恶化，必将不断加剧极权统治与生俱来的内斗，才能导致习政权的崩溃。

由于总加速师上台以来选择性反腐、大力揽权、任人唯亲、大力宣扬对习的个人崇拜、通过修宪试图长期执政……等，都大大加剧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大力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择手段地打击私有企业，与美国开展贸易战，再加上新冠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愚蠢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大陆经济江河日下；自不量力的对外扩张、渗透和试图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再加上在俄乌战争中暗中支持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和一贯的“战狼外交”已使东西方民主国家逐渐认清了中共政权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他们正在改变过去数十年来对中共采取的绥靖政策(正是东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长期奉行的绥靖政策为中共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才促成了中共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壮大)，美国与欧盟国家，与澳、新、日、韩、印甚至还包括东南亚各国正团结一致，转而对中共采取对抗政策，使中共在世界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况。

这一切不仅正在加速以习为首的中共在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统治走向崩溃的进程，也加剧了习近平与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共党内那些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领导人，都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习近平把中共这艘千疮百孔的破旧航船开向船毁人亡的深渊，使他们成为习近平的陪葬，他们为求自保，必然会采取行动来制止习近平的这种愚蠢的自杀式行为，这必将导致中共内斗的加剧，最近海内外媒体上有关中共内斗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层出不穷，就是中共内斗加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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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几种可能途径

虽然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难以预料的偶然因素往往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历史的进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之下，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和确立普世价值观的途径，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东西方民主国家通过这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近年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一系列试图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和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趋势，逐渐使他们认清了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和中共的毛氏特征愈来愈明显的共产极权体制对人类的文明和命运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因而团结一致消除分歧，彻底摒弃他们对威权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绥靖主义政策，重新回归当年杜勒斯对共产极权体制所奉行的“遏制”和“封锁”政策。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导致中国大陆这种外向型的经济走向崩溃，经济的崩溃将产生数以亿计的衣食无着的失业大军，面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中共当局如果弃之不顾，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因为这一大批以前还沉湎于虚假的“岁月静好”的迷梦之中的失业大军一下子陷入生存困境之中，求生的本能将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中共是不敢面对的；如果中共对这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予以最低限度的救助，那么由于人数巨大，中共数十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所积累的财富，将很快消耗殆尽。这必将使中共对失业大军的最低限度的救济都难以为继，数以亿计的失业大军仍将陷入衣食无着的状况。而经济的崩溃又将导致基层公务员、公安、国安、国保和其他为中共效命的维稳人员福利、工资待遇的迅速下降，这种情况必将导致这些中共底层爪牙的不满和消极怠工，这必将导致中共当局对社会、对民众管控力度的下降，这必将为大规模的要求社会变格、反对中共的共产极权统治的群众运动创造条件。

此时中共内部的各种反习势力和帮派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将把习近平作为替罪羊抛出。此时由于习上台以来不断以反贪腐的名义对党内、军内各派系进行清洗打压，党内军内不会出现哪一派独大的局面，此外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本身的特征注定了，其中的每一个派系都想爭当“老大”(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自己在这个体制中当了“老大”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权力的安全)，但各派系之间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大的可能会出现各地党政势力与当地驻军、武警、公安沆瀣一气，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有的会打出毛泽东的旗帜(不要小看毛在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影响，怀念、拥护毛时代及其极左路线大有人在)；有的会打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为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修修补补的改革)的旗帜。习试图重回毛时代的倒行逆施不仅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会得到中共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和许多没有看透邓式“改革开放”反文明、反人性本质的普通民众的拥护；有的会打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因为孙中山本人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民国时代自不必说，那时的孙中山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而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也被当作建国的纲领，即使到了共产党时代，孙中山仍被中共当局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哪怕在“文革”那种“极左”的颠峰时代，中共对孙的思想言论虽有所扭曲而加以利用，但都从未对孙的思想言行和孙本人进行过公开的丑化、攻击。这些都使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在中共党内、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之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也有的派系和地方势力会打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以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当然中共体制内隐藏的那些党政军中的开明人士掌握的地方势力，也会打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以吸引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阶层和民众的支持和争得到东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会形成一个类似民国初年的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崩塌之后，各地方势力对民众的管控必将放松，这时十分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全中国之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后，两千多年从未有过的宽松时代。

此时，各种私人媒体和各式各样的政党都将像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为揭露历史和现实真像，和揭露七十余年来中共对大陆民众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创造了条件；这也必将为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的公开宣扬提供机会，这必将促使大陆民众的迅速觉醒。此时正是中国大陆全国各地民主异议人士大显身手的机会；也是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大显身手的时候。

在这种割据的纷乱局面之下，割据各方势力之间为争夺利益、扩充地盘也可能爆发武力冲突，但这种武力冲突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之下，其规模将得到有效控制，不可能出现中共恐吓民众时所说的“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景象。因为近代科技已把整个世界各国联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任何地区的武力冲突如果不加控制都可能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打着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旗号的派系必将获得愈来愈多的觉醒了的大陆民众以及欧美民主国家和台湾中华民国的支持而不断壮大，最终统一中国大陆，此时在共同的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习被搞下台后，另外一种可能的局面(尽管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较小)，那就是中共党内各派反习势力把习搞下台之后，为了维护党内各派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相互之间达成妥协，共同推举一位“盟主”出来维持表面的统一局面，以使中共在大陆的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在中共目前的体制内被推举出来担任盟主的恐怕非李克强与汪洋莫属，其他人担当盟主恐很难稳住局面，也难得到中共尚在世的历届元老们的支持和认同。此二人无论何人上台，为了维持中共的统治都必将改变习近平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全面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倒行逆施，都将回到邓小平的韜光养诲、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新上台的中共领导集团为摆脱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改善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将不得不改善与欧美民主国家的关系，以使欧美各国取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和抵制；将不得不放宽对国内民众思想言行的管控，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由于新上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受过较完整的正规教育对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都有着比满脑子红卫兵思想的习近平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或主动或被迫都必将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一旦啓动，则将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下去，直至在中国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习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啓动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手上没有沾满大陆民众的鲜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也远没有他们历届的前任们那么严重，因此他们不太担心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之后遭到清算。

以上是我对习近平之后中国大陆政治变化趋势的一些判断，当然，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但无论出现何种情况，经历多少波折，中国大陆终将走向民主宪政、终将建立普世价值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2022年11月11日写于望春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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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自1948年起，波兰的经济改革采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过度地将决策集中，使庞大的官僚机构未能处理许多实质问题，致使资源及人力管理方面出现诸多问题，1956年苏共20大后，在波兰的斯大林神话崩盘，波兰公众讨论批评斯大林模式的不当。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策杰尔斯基工厂的约16000名工人聚集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另外还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然而因为传言代表遭到当局的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了暴动，暴动的群众来到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附近，并且放火烧了该建筑，政府为了镇压暴动，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当天晚上，暴动方告平息。在此次事件中，超过一千人受伤，至少74人死亡（官方说法），包括一名13岁的儿童Roman。

[註：2]：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许多民众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所强加的制度的革命。匈牙利革命始于10月23日的学生抗议事件。随后抗议事件开始扩散，数千人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议会大厦游行。同时，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放其诉求时遭到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于是要求释放学生，遭楼内国家保安局人员（秘密警察）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次事件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随着消息的传播，革命快速展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同时，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并提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0月底，苏军行动受挫，一度从布达佩斯撤离。随之冲突缓和，匈牙利短暂恢复平静。
但随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决定镇压革命。11月4日，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冲突中，约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死亡。革命结束前后，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接踵而至。具有民主宪政思想的、苏式共产极权体制政革运动的先驱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被苏匈当局处决。

[註：3]：1968 年1 月由杜布切克接替捷共第一书记的职务，。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纲领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 ，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1968年，这场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的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8月20且半夜前苏联以“华沙条约国”组织的名义纠集苏、匈、(东)德、保、波等华约国家二十万大军五千辆坦克突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次日凌晨布拉格被占领，社布切克被苏军逮捕，杜布切克为避免“匈牙利事件”民众惨遭屠杀那样的悲剧重演，未组织有效的抵抗，整个事件只有8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

[註：4]：今年2月13月美国之音发表了《共产党洗脑未必有效 报告发现中国(大陆)确存在不认同(中共)政府的沉默大多数》一文，文中引用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选择。在中国国内存在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个结论得到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的认同。然而这一结论却与中国大陆民众的真实状况大相径庭，笔者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啓蒙民众的活动，对各地区各阶层的的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交往，笔者见证到的现实是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被中共洗脑灌输和高压威慑下形成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盲目信从的愚昧的大多数，而不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沉默大多数”。这表明这些远离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和许多海外学者和民运人士大大低估了中共“洗脑”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