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二爷故事视频内容转为文字，略有字词修改。

他可能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争议最大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当过三任总书记的大秘，历经残酷的权力斗争而不倒，人称“政坛不倒翁”。在一些人眼中，他因为亲民的形象，多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也因为口惠而实不至，始终没有取得较大的政绩，而被讥讽为“影帝”。他是谁？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审视？

赵紫阳：我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不管怎样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啊。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不是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啊，到了现在啊，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是1989年5月19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被邓小平赶下台的前几天，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抗议的学生的片段。这段视频之所以后来被人反复播放，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主角有赵紫阳，更是因为这段画面中，还有一个后来影响了中国的人，那就是温家宝。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在明知道赵紫阳的下台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下，依然陪着成了孤家寡人的赵紫阳前往天安门这个敏感的地方。对于中共这么一个非常讲究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组织，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在天安门事件中和赵紫阳站在一起的温家宝，为什么在赵紫阳被迫下台之后，没有遭到牵连，反而一路高升呢？

早期温家宝

1942年，温家宝出生在当时中国一线城市天津。他们家前后六代人都居住在天津的温家胡同，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民国新疆的总督温世霖、日伪天津市长温世珍，都是他们家同族的。温家宝的祖父温瀛士，当时担任天津督学，还创办了天津民立小学，并且亲自担任校长。他的父亲温刚、母亲杨秀安也是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另外呢，他的叔叔温瀛阶，是天津另外一家公立学校的校长。所以，可以说温家宝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他本身的幼年成长环境是非常好的。

1960年，温家宝从天津的南开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大学期间，他还入了党。1967年，温家宝研究生毕业。在他的主动要求下，就被分配到偏远的甘肃酒泉地区，担任了甘肃省地质局的一个技术员。作为一个全日制毕业的研究生，温家宝当时算是比较罕见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在甘肃地质局作为技术骨干，一干就是十几年。期间，他被逐步提拔，成了地质队的副队长。但因为温家宝的家庭成分并不好，和无产阶级不沾边，一点都不红。所以，虽然他是技术骨干，但在文革的那种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不被批斗就算运气好了，要想高升，那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温家宝可能一辈子也就是在地质局当一个工程师就到头了。

但是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温家宝前往甘肃的同一年，还有一个后来影响了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也被下放到甘肃工作，这个人就是胡锦涛。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在1968年被派往甘肃的。温家宝在地质队，胡锦涛在刘家峡水电站。两个人都是技术员，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但彼此是认识的。而且，在甘肃期间，两个人的人生轨迹简直就是神同步。都在基层干了很多年，最后又几乎同时被提拔到甘肃省的省级单位任职。所以，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也就很自然了。这段经历为温家宝后来的人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但是当时还不能改变温家宝的命运，真正改变温家宝命运的人叫做孙大光。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推行干部队伍的“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因此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跑到甘肃考察地质系统的干部，一眼就看上了担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的温家宝。因为温家宝完全符合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所以在孙大光的大力推荐下，1980年，温家宝被调到北京，出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与此同时，胡锦涛也在恩人中共元老、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举荐下，被调往团中央。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员都完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

步入权力核心

温家宝进入地质矿产部之后，在孙大光的培养下平步青云。三年后，即1983年，他升任副部长，当时年仅41岁，就已经跨上了副部级。不过，地质矿产部毕竟是一个边缘部门，离权力中心还很远。温家宝更大的伯乐还在后面。1985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力推各项政治改革时遇到元老们的掣肘，步履维艰，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他要求中央组织部为他物色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人选，标准是：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经过几轮筛选，来自地质矿产部的温家宝和来自上海的吴邦国最终入围。但当时上海市领导也想培养吴邦国，不愿意放人，胡耀邦最终选择了温家宝。同年，温家宝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在一年后被扶正，年仅43岁就成为中办主任，成为核心权力部门的一把手，这为他未来的仕途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孙大光，温家宝就走不出甘肃；而没有胡耀邦，温家宝也走不到中央。这两人对温家宝有知遇之恩。

在后来温家宝担任总理后，他在2010年1月，也就是孙大光去世五周年之际，专门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怀念孙大光；三个月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纪念胡耀邦。可见这两人对温家宝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温家宝后来在他的《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中也提到这些经历。

人们常说 ,“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
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
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
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
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
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
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
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
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

温家宝当然是幸运的，但这个幸运的开局也是危险的开始。

两任总书记的下台

1986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引发了中国民间第一次全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全国多个城市，大学生首先响应，掀起了所谓的“八六学潮”，要求中共进一步放开选举、保障人权、推行新闻自由等改革措施。然而，一直手握军权、主张用强硬手段回击的邓小平，对开明派胡耀邦保护学生的态度很不满。他联合一些早已对胡耀邦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满的元老，以“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联合逼宫，最终迫使胡耀邦辞职下台。

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规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胡耀邦被迫下台，对温家宝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他是胡耀邦提拔起来的。然而，温家宝幸运的地方在于，接替胡耀邦的是赵紫阳。赵紫阳作为在政治理念上与胡耀邦接近的开明派，在接任之后顶住了元老们的压力，并没有进行权力上的清洗。赵紫阳不仅继承了胡耀邦的大部分政治改革理念，也保留了胡耀邦提拔的班底，这让温家宝得以继续留任。

然而，很不幸的是，赵紫阳也很快步了胡耀邦的后尘，两人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在1989年的天安门学潮中，面对不同意武力镇压的赵紫阳，邓小平再次祭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用同样的手段迫使赵紫阳下台。在赵紫阳下台的过程中，温家宝作为他的秘书展现出了复杂的两面性。在赵紫阳和邓小平矛盾公开化、邓小平等元老准备用武力血洗天安门时，温家宝当时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记的身份，两次主持拟定了反对动乱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机关的人员认真组织学习李鹏和杨尚昆的重要讲话，坚决执行中央结束动乱的指示，不准参加示威、不准搞声援活动、不准上街围观。

根据在香港出版的赵紫阳回忆录的披露，赵紫阳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罢免时，曾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来挽回颓势，但却被温家宝阻止了。温家宝当时劝他：“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如果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慎重考虑。”

后来赵紫阳确实没有召开会议。然而，实际上，当时召开会议可能对赵紫阳更为有利。随后，在六四事件发生前夕，赵紫阳试图做最后一搏，召回正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万里也是党内的开明派，在很多政治理念上支持赵紫阳。因此，赵紫阳希望能够召回万里，通过人大来阻止军队戒严。

李鹏在他的《李鹏六四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事件。当时赵紫阳的政治盟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要求温家宝赶快发电召回万里，但温家宝坚持要把电报的内容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导致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万里未能及时回国，最终在党内孤立无援的赵紫阳的下台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作为赵紫阳的大秘，温家宝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党性，在一面倒的局势中，不敢违背邓小平而抛弃了赵紫阳。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了人性，坚持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当时，李鹏和杨尚昆从政府和军队两个层面完全架空了赵紫阳，他的下台已成定局，这一点温家宝非常清楚。因此，他选择在赵紫阳的最后时刻陪同他去天安门。尽管这是他作为中办主任的职责所在，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已算是难得的忠诚。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有些陪葬的意味，意味着冒着事后被政治清算的风险。然而，正是这份最后的忠诚，拯救了温家宝的政治生涯。

一波三折的崛起

看过我以往讲中共权力斗争的朋友应该知道，中共是一个非常看重派系、看重政治站位的列宁式政党，同时，它也是一个带有中国传统皇权统治特色的组织。这种皇权统治的特色特别看重忠诚。以前我提到过，满清编写《贰臣传》，将投降满清的明朝大臣列为贰臣，警示后人，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强调忠诚。在皇权体系中，作为臣子有时选择站队、选择派系是身不由己的，唯一被各派系都认可的就是政治上的忠诚。一个忠诚的人，即便敌对派系不接纳你，当然他仍然会认可你。

中共也是如此。温家宝在六四事件中，关键时刻既没有反对邓小平，也没有抛弃赵紫阳，体现了对党组织的忠诚，同时又体现了对自己上级赵紫阳的忠诚。这一点恰恰是邓小平所欣赏的。

邓小平这个人虽然贪念权位、擅长权术，但对忠诚的要求非常高。这一点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在胡耀邦下台的时候，批判胡耀邦最起劲的人是王兆国。他曾经也是中办主任，是胡耀邦提拔的，原本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经是他的副手。而且他在福建当省长时，习近明还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地委书记。可以说，他的出发点比后来的这些人高多了。

然而，这家伙见风使舵，在批判胡耀邦的过程中用力过猛、落井下石，反而让邓小平十分看不起他。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今天能无所顾忌地出卖你的恩人，那明天你不也能出卖我吗？因此，王兆国在胡耀邦之后，虽然早早地站队表忠，但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被邓小平踢出了接班人的队伍，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在“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的派系遭到大清洗，但邓小平并没有一杆子撸到底，反而是保留了一部分人。例如，坚定支持赵紫阳的胡启立，虽然被罢免了政治局常委，但仍然是中央委员，而且后来还当上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位。

再比如温家宝，因为他支持戒严并没有反对邓小平，最后还陪赵紫阳当了一回忠臣。在政治立场和忠诚度上都拿了分，表现出了一个能干事又没有政治野心的工具人姿态。所以邓小平不仅没有罢免他，反而继续把他留在中办主任的重要职位上。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江泽民在突然被提拔到中央之后，也留用了温家宝。因为当时根基尚浅的江泽民没有自己的派系，对中央的工作也不熟，迫切需要温家宝这种熟悉中央情况的技术官僚来辅佐他。曾经在温家宝领导下工作过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吴稼祥因为“六四”事件受到牵连，后来逃到了美国，并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评价温家宝，叫做《温家宝三朝不倒的原因》。他说：

温家宝是一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非常卖力，没有什么业余时间，除了睡觉，都在办公室。总而言之，温家宝的处世哲学和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中，是被人联合以及争取的对象，而不是别人投靠的对象。他不会另立山头，招兵买马。这样事务型干部，不管谁当一把手，都愿意用。

所以温家宝在江泽民当政之后，又留任了三年的中办主任，直到1993年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是候补委员，但好歹也更接近了一步，留在了权力核心，又当了三朝大秘，这对温家宝往后的仕途非常重要。

登上总理大位

即便温家宝凭借政治站位和最后的忠诚度过了“六四”事件的政治难关，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环境中，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要说问鼎正国级的位置，恐怕连温家宝自己都不敢想。

然而，温家宝在中共的高层里面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巨大优势，那就是他没有明显的派系属性。我前面介绍过，他出身在很冷门的地质系统，既不属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团派，也不属于权倾一时的江派。虽然他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培养起来的，但胡、赵两人都在任期内倒台，他作为前朝遗孤，在中共高层可以说是形单影只。

这种中间派系的身份，在后来团派和江派的斗争中反而成了巨大的优势。更加锦上添花的是，他在甘肃与胡锦涛有过长时间的共事经历，又在中央办公厅当过江泽民的大秘。虽然不属于这两个人的派系，但有深厚的交集。因此，他成了团派和江派两个派系都认可的人，在两个派系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反而容易捡漏、摘桃子。

1998年，温家宝被朱镕基提名为副总理人选，同时正式进入政治局，迈开了东山再起的重要一步。作为朱镕基的副手，温家宝当时分管农业和金融等多个领域，工作沉稳低调，多次默默地站在朱镕基的身后。因此，温家宝得到了朱镕基的力推。

在中共的十六大上，依依不舍卸任的江泽民给胡锦涛埋下了很多雷。当时，胡锦涛的团派还没有成势，处于全面下风，九个常委中有六个是江派。在最重要的总理人选上，团派和江派拼死力争。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温家宝作为中间派系被朱镕基力推上位。他也成了胡锦涛和江泽民同时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温家宝的上位拉开了所谓的胡温体制的十年。

扳倒陈良宇和薄熙来

温家宝当政的十年，由于胡锦涛的支持，所以在经济方面基本发挥了主导作用，和朱镕基一样，算得上是真正的实权总理。他上任后，确实推行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措施。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5年颁布了支持适应企业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农业税，并且在贫困地区推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及相应的农村改革等。

虽然温家宝任内改革的力度没有朱镕基那么大，但也确实在多方面推进了改革，并且取得了成效。这也是他当政的十年中，中国经济得以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一个基础。这方面，温家宝确实是有功的。但在施政的过程中，温家宝作为一个中间派系的高层，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也伴随着激烈的权力斗争。而且，他唯一可以仰仗的友军，就是和他政治理念并不一致的胡锦涛。

在胡温既有排斥又有合作的十年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扳倒陈良宇和薄熙来。

陈良宇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派的核心大将。在2004年的七月，陈良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温家宝发难。他认为温家宝当时针对经济过热推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不符合地方实际，严重伤害了长三角的经济，未来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有江派的支持，陈良宇甚至当场拍桌子，警告国务院要负政治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陈良宇当时的指责确实有一定道理。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本质上是一人有病全家吃药，确实可能不符合各地的发展实际。针对落后地区的调控政策也不一定符合发达地区。但是，陈良宇这种仰仗江派撑腰公开挑战国务院的做法，在温家宝看来，就是直接挑战他本人。如果不扳倒陈良宇，他的政令恐怕就出不了中南海了。

在对付江派这件事情上，温家宝和胡锦涛是有共同利益的。所以，胡温借此机会第一次联手向江派发难，以陈良宇违规动用社保基金进行投资为理由，由中纪委出面查处了陈良宇，把他送进了秦城监狱。扳倒陈良宇可以说是温家宝和团派的一次重大胜利。此后，团派和江派此消彼长，达到了一个一定程度的平衡。这也进一步奠定了作为中间派的温家宝实权总理的地位，为他后来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铺平了道路。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后来温家宝推行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把房地产作为资助产业等政策，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到今天都还没有消除。而温家宝党内斗争更大的成功，其实就是扳倒薄熙来。

薄熙来作为红二代，在重庆搞唱红打黑，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也是经济领域与一直主张不折腾的胡乱公开唱对台戏。这也是继陈良宇之后，第二个公开和中央对抗的地方诸侯。虽然薄熙来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像陈良宇那样拍桌子公然对抗，但他的实际行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会引起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的不满。

所以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事件发生后，温家宝抓住机会第一个站出来，力推要对王立军和薄熙来进行查处。坦率地说，扳倒薄熙来对于当时已经快要退休的温家宝来说，好处并不多，而且还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薄熙来的身后不仅有他一个人，还有一大堆红二代和江派的盟友。

所以，温家宝扳倒薄熙来很难说是出于私怨，更多的还是基于政治理念的根本分歧。在这个过程中，温家宝再次争取到了胡锦涛的支持，足够说服了党内的元老和高层，最终推动了薄熙来的倒台。

在1012年的三月十四号，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重庆。第二天，薄熙来被官宣免职。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温家宝批评重庆这段话，尤其是关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革还有可能重来的说法，可以说当时是石破天惊。明眼人都能听得出来，这是有玄外之音的，不仅是说给薄熙来听的。所以，也得罪了另外一个即将上台的红二代，那就是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当储君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曾两次公开到访重庆，公开为薄熙来唱红打黑叫好的政治局常委。

虽然薄熙来的倒台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大大的利好，巩固了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但温家宝对于重庆模式的无情批判，也让习近平埋下了记恨的种子。温家宝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说如此重的一句话呢，是演戏吗？

我个人认为啊他并不是在演戏，因为如果要演戏，说一些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话就好了。比如说为了反腐、为了给人民一个交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提文革，更没有必要提中共高层一直都很忌讳，尤其是连胡锦涛本人都很忌讳的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本人的政治理念他是中共的左派啊，“朝鲜在政治上一贯正确”就是他说的，这也是他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的根本原因，政治上可靠嘛。

但是温家宝不一样，他个人的政治底色和胡锦涛、习近平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之所以被胡耀邦、赵紫阳提拔重用，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他这种偏右的底色。在他的《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他自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1983年1月4日，在地质矿产部内部会议上，大胆谈出了对体制改革的见解。挑明了矛盾，没有回避问题，不苟同于某家之言，独立地和盘端出自己的全部看法。

至于是什么看法，他没有详说，但他是这么讲自己的心得的：

“一个好的干部，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问题，无论什么场合，
都要敢讲真话。
那种一味迎合领导的’奴相’是可鄙的。
我尊重领导，但从不迎合。”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温家宝在政治理念上和他的老领导胡耀邦、赵紫阳更靠近，这也符合他当政十年的一些表现。比如在2010年温家宝提出户口改革，呼吁尊重公民的尊严。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之后又在“五四”青年节和北大的学生畅谈民主法治等等议题，在深圳特区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又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等等。

可以看出，温家宝的这方面确实是中共高层比较少见的有心推动政治改革的人。如果是要装姿态的话说一次就够了，没有必要反复说，特别是在很多敏感的时候说。因为对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招来党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在中共党内，从“六四”事件之后，对于政治改革这个词非常忌讳，高层往往都是宁左勿右，很少敢提这个词的。温家宝多次提这个事，尤其是他了解中共高层多数都是左棍的情况下，说实话这么讲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作为总理，他虽然有管理政务的权力，却对核心的党务以及人士权利无能为力。而且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在中共政治局里面形单影子。想干大事只有胡锦涛可以依靠，但是胡锦涛除了在共同对付江派这一点上和温家宝有共识之外，显然其他方面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点赞，尤其是胡锦涛本身完全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他的十年秉持的就是“不折腾”的理念，一心发展自己的团派，只求当一个称职的看家人，并没有什么大志向。胡锦涛的这种政治倾向，也就注定了温家宝始终只能在经济领域小打小闹，在政治领域放空炮。这也是很多人称呼他为“影帝”的由来。

其实对于温家宝和胡锦涛，看得最透的是赵紫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前党委书记宗凤鸣，他是赵紫阳的老乡。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之后被撤职软禁，宗凤鸣以自己是气功师可以给赵紫阳看病为由，多次前去看望赵紫阳。赵紫阳前后被软禁了十六年，宗凤鸣是唯一一个可以定期探访他的人。宗凤鸣在2007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里面记载了赵紫阳对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评价。

“胡锦涛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中“驯服”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官员，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但胡锦涛本身是好人。”

“温家宝的改革意识要好些。温是在改革开放潮流下发展起来的，但温家宝谨小慎微，要在尊重中共的一把手这一传统下工作，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赵紫阳对于胡温两人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不愧是老领导、完全说中了。

家族腐败

当然，温家宝的贝尔远不止于此，他的家族腐败传闻也使得他个人的政治形象大受打击，更加作实了“影帝”这一称呼。

著名的《纽约时报》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发布了一篇重磅文章《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直接了当的说，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财富很多是温家宝的亲属通过持有股份实现的，比如银行、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电信公司等等。

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股权是通过离岸公司来持有的。看过我上一个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说过温家宝的女儿女婿的离岸公司的故事，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纽约时报的披露中，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在深圳开了好几家公司，曾经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合同和补贴，主要负责处理污水和医疗垃圾。温家宏的公司控制了大概超过两亿美元的资产。

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当年已经是九十岁的老太太了，但她的名下持有平安公司价值1.2亿美元的股份。温家其他人也持有大量平安公司的原始股份，价值不菲。这些股票其实是通过他们家的白手套，女富商段伟红（沈栋的前妻）持有的。沈栋后来在英国写了一本书《红色轮盘》，我之前也介绍过他这本书，里面详细介绍了这其中的故事。

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原来也在地支部工作，研究宝石，后来就专门干起了珠宝生意，号称中国的钻石皇后。1993年，张蓓莉成立了北京戴梦德宝石公司，还协助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还有上海钻石交易所。可以说，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到底在这个垄断的钻石生意中赚了多少钱很难估计。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2000年下海，然后把自己的公司转手以一千万美元卖给了李嘉诚家族。2005年又成立了一个新天域资本公司，这个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他的合伙人名气可大了，包括日本的软银和新加坡的淡马锡投资等等。温云松控制的这个私募基金在2012年已经有25亿美元资产的规模，具体他自己有多少资产很难估计。反正这些故事基本上都不是空穴来风，后来都被一一坐实。

所以温家宝家族，其实和其他的红色权贵家族一样，说是富可敌国一点都不夸张。当然，温家宝自己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要说不知道，那恐怕是阎王爷编故事——骗鬼了。就算是不知道，他的家人上上下下能够轻轻松松捞钱，个个亿万富翁，不也是靠他的权力影响吗？所以他本人是难辞其咎的，这也可以说是温家宝无法抹去的污点。这使得他关于政治改革实现所谓公平正义的呼喊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

当然，时事求事的说，纽约时报在2012年温家宝扳倒薄熙来的时候发出这篇文章，很明显是中共内部有知情人爆料，而且显然是温家宝的政敌，否则纽约时报不可能在中国拿到这么多温家的详尽资料。

如何看待温家宝

2012年4月，已经销声匿迹很久的温家宝，在澳门的报纸《澳门导报》上分四部分发表了一篇回忆母亲的长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温家宝称：

任职中南海期间，自己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

温家宝的文章发布在微信的公众号上，很多中国大陆的媒体都进行了转发，但随后就遭到了全网删除，微信上的文章也无法分享。一个堂堂的前总理竟然要跑到境外报刊去发表回忆母亲的文章，而且最终还被境内封杀了，这真的是对他所治理过的国家莫大的讽刺，也反过来说明，当年他没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何等的遗憾。

温家宝生逢其时，和他之后被习近平全面压制的李克强以及如今的李强比起来，无论是权力还是影响力，都大得多。因此，我们普通人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审视他。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抛砖引玉。

温家宝是一个多面的复杂人物，他既有我们熟悉的中共技术官僚空话套话的那一面，又确实有真性情、真理想的那一面。不能一概用“影帝”来概括他。他喜欢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引用唐诗宋词，每次会去大灾大难的现场一线，甚至还会流眼泪。以前很多人就说他是演戏，是影帝，但你对比今天的习近平和李强，在这个同行的衬托下，温家宝显然更像一个人。好歹他还愿意说这句人话，滴一两滴眼泪，说明至少还心存敬畏。他在意民间的形象，总好过那些根本不演戏的人。

而且他还算是有点心胸的，比如在2010的时候，当时还在国内的余某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讥讽温家宝。当时国内的公安准备抓捕这个余某，但被温家宝本人制止了。你对比一下习近平为了一本书跨境抓人，甚至不惜毁掉香港，那区别还是很大的。

温家宝经常口惠而实不至，总是在说改革，但又没有像样的改革，这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中共体制的原因。对他个人来说，就像赵紫阳对他的评价一样，他是个体制培养出来的工具人。在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一路走来，小心翼翼成了一种习惯。他骨子里缺乏破釜沉舟的那种魄力。有权力的时候患得患失，总想等着党内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没有权力的时候又觉得时不我待，拼命大喊。

所以他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很想有所作为青史留名，但又无能或无力摆脱体制的惯性和束缚。再加上自己家族的腐败，严重腐蚀了他在民间和党内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号召力。所以他只能跟平庸的胡锦涛绑在一起缝缝补补，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干耗了十年。

我以前说过，中国最好的和平转型的机会就是胡温当政的十年。那个时代，经济发展迅速，公民思潮、舆论环境、国际关系都在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包括中国的党内对胡温的期待都非常高。如果抓住机会逐步放开党禁、报禁，分阶段的去推进党内的民主或者说地方的民主，那么中国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很可惜，只想看家的胡锦涛没有不破不立的境界，一心求变的温家宝又没有奋力一搏的决心，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没有相互成就反而互相拖累，最终让所谓的黄金十年成了最后的黄花，堵死了中国和平转型的道路，扳倒了一个薄熙来，留下了另外一个薄熙来，成就了习近平今天开倒车的成功。

当然，实事求是的说，即便温家宝有他的前辈胡耀邦、赵紫阳的能力和号召力，在中共那种列宁式的天然左倾政党中，那么成功的概率可能也不大，因为这个体制它天然是利益淘汰的，越有良心、越讲道义、越容易被整趴下，越是不择手段的流氓反而越容易获胜。胡耀邦赵紫阳既有资历又有能力，还当上了总书记，但还是轻而易举就被老人政治给斗下去了。身在黑帮，往往很难突破他们的帮规和惯性。温家宝无论各方面都赶不上前两位，他又怎么可能超越胡耀邦和赵紫阳有所作为呢？

温家宝2012年关于文革重来的预言，今天回头看特别让人感慨，我觉得既是他个人的哀歌，也是中共这个党的哀歌，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至今尚在黑暗中轮回的民族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