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读的小学叫做贵州省毕节第三小学。这个学校原本是一个关帝庙，这个庙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共建政后，关帝庙的塑像以及各种石碑基本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只保留了庙的主体建筑，被改建为小学。
几百年的老庙本来就年久失修，改为小学后也没有修缮。我们的教室是关帝庙的侧厢，它倾斜的度已经超过了30度。中国的古建筑一般都是全木榫卯结构，时间长了就容易歪扭。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在外面看起来，这个房子就好像随时要倒塌一样。
教室的窗户是古典的那种木方格，我们学校连糊窗户的纸都没有。冬天的时候，寒风嗖嗖地吹进来，我们就被迫用农民用的那种化肥袋子挡在窗户上。这可不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的事啊，这是80年代一个贵州小县城的真实情况。
我们的学校位于城北的一个小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位置非常醒目。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毕节县政府。
1987年，中共有一个大人物到贵州考察，其中有一站就是毕节。他在毕节县政府开会，一抬眼就看到了山上挂着红旗的那个破庙，随口一问才知道居然是个小学。这个领导随后就实地考察了我们的学校，估计也是被那个破烂的样子给震惊了，当场就要求推倒重建，为此还专门拨款30万。
当年，我们的学校便被全部推平，重建了校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混凝土的房子里面上学。我们全校的师生对于这个中共大人物都心怀感激，这个人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1915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他在家中排行第九，所以乳名叫做九伢子。他的父亲胡祖伦是个地道的农民，平时靠种地和贩卖煤炭为生，家里比较穷。但是胡氏家族在当地是望族，影响力很大。
1922年，胡耀邦的堂叔父胡祖仪创办了一个新式学堂，叫做兴文小学。因此，胡耀邦得以在这个小学里面上学接受教育。1926年，胡耀邦在读完初小后，继续到里仁学堂读书。这个学堂的校长和老师很多都是中共的地下党，所以胡耀邦受到影响，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读书期间，他每天要来回走20公里的崎岖山路，非常辛苦，这也使得他终身都保持了健步疾走的习惯。
胡耀邦的家乡当年是红军活动的核心地带，所以胡家也深受影响。胡耀邦的父母兄妹以及很多亲戚都参加了当时中共组织的革命。他的表兄、后来中共的开国上将杨勇，也是这个时候参加了红军。在这种环境中，1929年，年仅14岁还没有读完书的胡耀邦就告别学校，投身革命，担任儿童团团长，开始了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生。
胡耀邦在1933年8月到了苏维埃的首都江西瑞金，正式加入中共，担任青年部部长兼任宣传部部长，并且在1934年10月跟随中央开始长征。到1935年底，他抵达了陕北的延安。在延安时期以及整个抗战和内战期间，胡耀邦一直是一个中层干部，并不起眼。他在中共军队中的工作大部分是和政治有关的，干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政委。他曾经担任中共第四纵队的政委、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等等，主要负责党建和干部管理之类的工作。他并不擅长带兵打仗，但是搞政治工作确实很在行，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仕途。
在中共建政之后，胡耀邦被划到邓小平的麾下。当时，中共把全国分为五大行政区，号称五大诸侯，而邓小平是其中西南局的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下属的川北工作委员会担任书记，从此也告别军队，开始了正式的从政生涯。这段在邓小平手下工作两年多的经历，也为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曲折从政路
当时的川北，主要包括如今南充周边的8个县。胡耀邦主政川北时，四川刚刚经历过战争的沧桑，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百废待兴。胡耀邦知道，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他在主政川北期间，抛开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惯例，大胆采用党外民主人士组建政府。川北行署当年的29个委员中，非共产党员的各界名流、贤达人士有15名，占了一半以上。这个举措赢得了川北各阶层的好感，很快稳定了川北的局势。
胡耀邦在川北的政绩，让他进入了中央的视线。1952年7月，37岁的胡耀邦被上调北京，本来是让他担任建设工程部部长，但毛泽东临时将他改派为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当时非常不乐意，因为共青团当时是个虚职，没有实权。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搞团建，他当然不高兴。然而，这个任命无意中让他后来成为中共团派的开山始祖。他一生的遭遇和影响力，都与共青团息息相关。
尽管不乐意，胡耀邦还是硬着头皮在共青团的位置上干出了成绩。他先后组织各种青年突击队参与生产和垦荒，其中最著名的是黑龙江的北大荒以及江西的共青城。江西共青城是胡耀邦一生引以为傲的成就，他死后也埋葬在那里。
1956年，在中共的八大上，成绩突出的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正式步入权力高层。但他依然保留了性格中比较率直的一面。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的恶果，让对基层民生有所了解的胡耀邦非常反感。因此，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胡耀邦没有随大流批判彭德怀，除了简短发言外始终坚默不语。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随后，在1962年，胡耀邦被下放担任湖南湘潭地委书记。
在文革中，胡耀邦更是倒了大霉。在下放陕西主政期间，他差点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回到北京后，1966年又因对文革不积极，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毛泽东说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这三人主持团中央工作，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因此，胡耀邦被造反派关押，又差点丢掉性命。
直到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才再次被启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然而，很快邓小平又被毛泽东再次拿下，胡耀邦也跟着遭殃，只能闲居在家。文革中的这些遭遇，让生性耿直的胡耀邦对文革这类政治运动深恶痛绝。这也是他后来大力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根本动力。
结识华国锋、叶剑英
中共官方的党史一直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主政时提拔了胡耀邦。事实并非如此。提拔胡耀邦的贵人，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叶剑英，跟邓小平无关，甚至可以说是胡耀邦拯救了邓小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1962年10月，胡耀邦被毛泽东贬出北京，抵达湘潭出任第一书记。当时的第二书记是华国锋。华国锋这个人，我以后会专门说。他当时和胡耀邦一样，在党内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非常低调。华国锋和胡耀邦在个性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为人厚道正派，是实干家，不喜欢整人，更不喜欢搞意识形态运动。因此，两人在湘潭搭档时彼此相见恨晚，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两人的合作没有持续太久，大概只有一年多，胡耀邦又被调到陕西。但这段合作关系对胡耀邦的仕途有决定性影响。胡耀邦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后来华国锋会一飞冲天，成为扭转他命运的关键人物。
此外，叶剑英对胡耀邦也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甚至比华国锋还要重要。胡耀邦与叶剑英相识于延安时期。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打着“整风”的旗号，实际上是整人，利用酷吏康生上纲上线，肃清异己。胡耀邦当时在总参负责审干工作，但为人有底线，不参与落井下石，还为许多人说了好话。因此，总参谋长叶剑英对胡耀邦高看一眼，认为此人品行端正，印象非常好。
1946年，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忽然得了重病。当时，叶剑英在北平，立马派人将胡耀邦接到北平的协和医院抢救，救了他一命。
文革期间，胡耀邦在陕西主政，因为提出解放干部而被批斗，差点丢了性命。叶剑英发现后，又专门用飞机将胡耀邦从西安接到北京治病避风头，这是叶剑英第二次救了胡耀邦。更关键的是，正是叶剑英的推荐，华国锋力排众议，在掌权后重用了党内资历较浅的胡耀邦。
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推动了怀仁堂兵变。当时，叶剑英权倾一时，在用人上拥有绝对话语权。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胡耀邦。1976年10月12日，在怀仁堂兵变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中看望。胡耀邦提出了著名的“中兴三策”：第一，停止批判邓小平；第二，平反冤案；第三，狠抓生产。
正是胡耀邦在“中兴三策”中对邓小平的大力推荐，使本来犹豫不决的华国锋最终再次启用了邓小平。因此，可以说是胡耀邦拯救了邓小平。叶剑英对胡耀邦的“中兴三策”非常赞赏，认为自己从未看错人，建议华国锋立即启用胡耀邦。随后，华国锋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拉开了胡耀邦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序幕。
两大历史功绩
在后人评价胡耀邦历史功绩中，有两项特别突出：一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华国锋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8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后来，中共党史将这项功劳算在邓小平头上，完全是误传。实际上，邓小平复出的时间比胡耀邦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完全由胡耀邦推动。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为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打响了头炮。
在文章发表前夕，胡耀邦专门与中央党校的笔杆子们座谈。他说了这么一段惊世骇俗的话:
“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
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不为人民办事，党变成空壳，行尸走肉，当死官僚。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冤找不到人申诉，不被人推翻吗!”
可以看出 ，胡耀邦是彻底地看透了文革和老毛的阶级斗争，发自内心地厌恶。因此，他竭力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胡耀邦更是居功至伟。1977年12月，他一当上中央组织部部长，就在全国大刀阔斧地平反冤案。而且，胡耀邦主持平反时，不仅仅为文革中受难者平反，还准备为整个中共历史上被政治迫害的群体平反。
例如，他平反的人包括中共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的冤案，涉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人。某种程度上，他彻底纠正了中共历史中的重大错误。
以下数据可以说明胡耀邦平反的力度：仅在1978年，胡耀邦就平反了45万名历史上的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工作；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平反落实政策。他还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帽，其子女也不再受到牵连。这一政策惠及全国上亿人。
此外，胡耀邦还为全国71万名小商贩、小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在平反过程中，胡耀邦还为资本家返还了历次运动中被查抄的存款和家产，释放了内战中被关押劳改的国民党人员。他的表现堪称高风亮节，不计前嫌，甚至为许多曾经整过自己的人平反。
例如，胡耀邦顶住压力，为毛泽东亲自拍板的“薄一波、刘澜涛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刘澜涛曾在1965年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差点将胡耀邦整死。然而，胡耀邦以德报怨，不计前嫌，仍为刘澜涛平反。连邓小平得知后也吃了一惊，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可见，胡耀邦人品高尚、心胸开阔，在中共这种“整人成风”的政党中实属罕见。
正因如此，尽管胡耀邦在党内资历并不深，却在普通群众中得到了普遍拥戴。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保驾护航密不可分。没有华国锋的宽厚与包容，胡耀邦的政治理念很难实施；没有叶剑英作为军队实力派的撑腰，胡耀邦凭借自己的履历也很难在党内的老人政治中站稳脚跟。
然而，胡耀邦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导致后来在权力斗争中没有分清敌我站错了队，为自己埋下隐患。
和邓小平的矛盾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巨头去世后，中共内部以邓小平和陈云资历最老、政治斗争经验最丰富。在权力斗争方面，无论是华国锋还是胡耀邦，与邓小平相比都显得稚嫩。
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步步为营，通过拉拢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逐步架空华国锋，特别是1979年通过中越战争彻底掌控兵权，最终在1980年扳倒他的恩人华国锋，成为垂帘听政的一把手。在这一过程中，胡耀邦也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面。在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他也参与了对华国锋的批判。他严厉批评了华国锋“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采取了全面继承的态度”，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不实指控。从时候胡耀邦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来看，这背后肯定有他与邓小平的政治交易，毕竟华国锋下台后，胡耀邦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这种行为也为胡耀邦埋下了政治地雷。
单单从党内的资历来说，当时中共的大批元老都还在。要说党内最高领袖的位置，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胡耀邦。胡耀邦之所以能在文革后迅速崛起，并且取得很高的声望，主要依靠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庇护与支持。
现在，胡耀邦和邓小平联手搞倒了华国锋，实际上也是在政治上自毁根基。因为邓小平可不是华国锋，过河拆桥正是邓小平最拿手的权力斗争手段。邓小平通过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在拉下华国锋后，之所以没有亲自上位，而最终选择了胡耀邦，其实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与邓小平资格相当的元老还有陈云、彭真、叶剑英、徐向前等。如果邓小平亲自上位，恩将仇报、推翻华国锋的目的就显得过于赤裸，其他元老肯定不服，党内也难以接受。因此，他干脆推出了在民间声望正高、在党内明显没有派系、并且曾是自己下属的胡耀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权宜之计，既堵住了天下人的嘴，又能通过掌握军权在背后垂帘听政。
然而，很显然，胡耀邦和邓小平不仅在人品上不是一路，在施政理念上也有根本分歧。1981年6月，胡耀邦当上党的总书记后，两人的矛盾迅速凸显。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无禁区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
胡耀邦经历文革后痛定思痛，推动思想解放非常彻底，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而邓小平则死守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前划定了言论的底线。这种分歧最典型的体现是西单民主墙。
1978年，北京西单文化广场南侧有一堵灰色矮墙，俗称西单民主墙。最初，有人因《中国青年》杂志被查封，将其贴在墙上，引发群众围观。随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每天有数千人围观，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网站论坛一样。这其中不乏很多要求共产党终结独裁、实行民主的大字报。比如魏京生就在1979年3月写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轰动一时。
中共领导层对西单民主墙的看法各不相同。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而邓小平斥责其“搞乱中国”。最终，邓小平亲自下令重手处理，不仅将魏京生判刑15年，还在当年11月全面取缔西单民主墙。
1979年6月，胡耀邦在中共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公开表示，他始终支持任何人行使民主权利，希望人民在宪法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面对邓小平的批判，胡耀邦甚至表示要“保留意见”。这种态度在邓小平看来，就是“对着干”。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冲突
胡耀邦主政后，除了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还大力推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不可避免地与中共元老的利益发生冲突。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报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是结束“老人政治”，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
中共元老们好不容易在改革开放后重回政坛掌握权力，怎可能甘心这么快就放手？与此同时，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的举措也引发了中共元老的恐慌。他在1984年掀起反腐风暴，指示中纪委查办了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的贪污案，以及另一个元老邓力群侄儿的违法案件。这种铁面无情的作风，引发了红色家族的集体震动。
因此，在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的报告后，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迅速发起反击。
1983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会议上，陈云公开发难，列举了胡耀邦的十大罪状，指名道姓炮轰胡耀邦。陈云派系的大佬全部加入围攻，像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更是抓住机会公报私仇，公开要求胡耀邦下台。当时，邓小平主持会议，却冷眼旁观，导致胡耀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同时，胡耀邦要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在1983年就提出要“包字进城”，即把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城市，全面改革国有计划经济。这一要求具有远见，也是正确的。然而，当时这种想法不仅邓小平、陈云等老家伙无法接受，就连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一时间也不理解。邓小平甚至因此专门找到胡耀邦，要求他专心党务，不要再插手经济事务。由此可见，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
第三个方面的矛盾：如何对待学潮
1986年，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学潮，学生要求推进基层民主选举、惩治腐败，甚至提出结束老人政治的诉求。胡耀邦秉持一贯的宽容态度，主张理解学生、保护学生，反对强硬镇压。而邓小平则一贯采取强硬立场，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对胡耀邦的态度极为不满。
1986年12月27日，中共元老高层在邓小平家中秘密开会，分析学潮的严重性与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姑息纵容、领导无力的结果，并要求胡耀邦为此负责。
这三方面的矛盾，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胡耀邦施政的核心是“为国为民”，而邓小平施政的核心是“保权保党”。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曾经说过：
“我的父亲和邓小平之间的区别是：邓小平要拯救党，我的父亲想救的是人，普通的老百姓。”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经常表现出两面性：每当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当改革开放遇到阻碍时，他又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归根结底，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保住“大清皇权永固”的洋务运动，而胡耀邦推行的全面改革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胡邓决裂
胡耀邦和陈云、邓小平等元老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有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陆铿采访事件
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北京接受了香港《百姓》杂志负责人陆铿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中，胡耀邦口无遮拦、直言不讳，对中共高层的很多历史以及元老进行了评论。陆铿回去后，没有进行删减，全文发表，一面赞扬胡耀邦，一面批评中共的保守势力。这在中央高层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党内保守势力攻击胡耀邦的罪状之一。邓小平在看到这篇报道后，愤愤不平地对他的亲信杨尚昆说：
“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支持胡耀邦。
第二个事件：邓小平的退休问题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讨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表示自己已经年过七十，十三大时一定要退休。邓小平则借坡下驴，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但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老谋深算的邓小平这样说，只不过是测试胡耀邦的忠诚度。然而，胡耀邦却当真了。他以为邓小平同意退休了，因此在1986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他说：
“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这一表态触犯了邓小平的大忌。胡耀邦推行干部年轻化，这一点邓小平表面上同意，但实际上，干部年轻化是针对其他人的，目的是削弱党内其他元老的势力，减少反对声。但邓小平自己绝不愿意放权。他直到1990年“六四事件”后，已86岁高龄，才迫于无奈将军权交给江泽民，而且直到去世前，仍通过杨家兄弟实际遥控指挥。他怎么可能在1986年就主动退休？
胡耀邦在政治斗争中的天真和理想主义，在别人看来是大公无私，但在邓小平看来，就是在逼宫。挑战权力，是邓小平绝不容忍的。因此，胡耀邦公开提及邓小平退休一事，也成为邓小平必须拿下他的理由。
胡耀邦的下台
胡耀邦总书记的位置，从上任开始就危机四伏。其实，在他得罪邓小平之前，就差点下台了。1983年，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就已经公开发难，要求胡耀邦下台。当时，邓小平其实已经动了换人的心思。
1983年10月，邓小平发动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批判，公开说：“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这段话直接批评胡耀邦。但当时，邓小平没有动手撤换胡耀邦，根本原因是叶剑英还在。
在华国锋之后，胡耀邦在中共元老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支持者：叶剑英和习仲勋。习仲勋长期被边缘化，没有实权，影响力有限；而叶剑英则是胡耀邦最重要的靠山。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当年怀仁堂兵变的主角，论声望论影响，叶剑英都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在军队内部制衡邓小平的人。
中共保守派人物邓力群在他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写道：
“1983年邓小平投石问路，把陈云反对胡耀邦的讲话传达给叶剑英，当时叶剑英在广东休养，但一听这个情况，非常明确地表态：坚决反对撤换胡耀邦。”
只要叶剑英还在，邓小平就很难说完全控制枪杆子，投鼠忌器。因此，虽然邓小平很想换掉胡耀邦，但他不敢撕破脸皮。这才是胡耀邦能够度过难关的关键所在。
然而，1986年10月，叶剑英去世。胡耀邦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靠山，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1986年12月，叶剑英去世仅两个月后，邓小平立即发动了逼宫行动。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开元老会议，敲定了胡耀邦下台的决定。十天后，即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授意下，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召集党内高层公开批判胡耀邦。
薄一波指责胡耀邦：“你成天到处乱跑，全国2,000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 杨尚昆也批评胡耀邦：“如果你想亡党亡国，那你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 宋任穷也加入批判：“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在会上，保守派的顽固分子邓力群甚至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批判。甚至连同样是改革派的赵紫阳，也加入了批斗。赵紫阳表态，如果邓小平陈云不在了，他无法与胡耀邦共事，必须辞职。这一表现成了赵紫阳一生中抹不去的污点。
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当年是老毛亲自拍板的61人叛徒案的首犯。当胡耀邦还是组织部部长时，他曾顶住巨大压力，不顾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反对，为薄一波平反。然而，最终薄一波反对胡耀邦最起劲，这就是中共这些领袖的本色。
在对胡耀邦一面倒的批判中，唯一为胡耀邦辩护的是习仲勋。习仲勋甚至在会议上表示：“动用文革式的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非法的。” 可惜习仲勋当时既无权无势，无济于事。
中央党校教授、原《理论动态》主编钟国兴曾写过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在1988年深秋，钟国兴去看望胡耀邦并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当谈及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胡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去世后的风波
胡耀邦在元老们巨大的压力下，尤其是他政治上最亲密的盟友赵紫阳也发言批判他的情况下，知道大势已去，被迫于1987年1月15日辞职。在下台后，虽然依然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已经被闲置，完全失去了权力。
虽然失去了权力，但胡耀邦主政五年多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除了改革上的成就，他因长期在共青团工作，大力提拔了许多来自共青团的年轻干部。这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共的政局，直接形成了团派这一重要的党内派系。像胡启立、王兆国、胡锦涛、温家宝、周强、孙春兰等后来的党内高层，都是受胡耀邦提拔而成长起来的。
团派这个重要的派系虽然成型于胡锦涛任内，但追根溯源，可以说胡耀邦才是“祖师爷”。因此，胡锦涛在2005年11月打破禁忌，首次举行大型活动纪念胡耀邦90岁诞辰，并给予胡耀邦高度评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团派对胡耀邦的认可。当然，从政治理念上来看，胡锦涛与胡耀邦相差甚远，根本谈不上继承。
胡耀邦虽然下台，但他在民间和党内的声望却丝毫没有受损。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清楚他下台的真正原因。反而，这种处境激发了党内和民间对他的普遍同情和声援。他亲民爱民、率真敢言、勇于改革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共改革派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和象征。他当政五年，被认为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最开明、最有活力的时期，对海内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中国，没有哪个中共高层有胡耀邦那样的声望。即便是后来的赵紫阳，与胡耀邦相比也明显逊色。因此，在1989年4月，胡耀邦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后，第二天北京主要高校的校园内就出现了各种标语，悼念胡耀邦的同时也批判中共的老人政治。
基于对胡耀邦的同情，加上社会各界对当时贪污腐败的不满，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发起了1949年后声势最为浩大的抗议活动，并最终引发了要求民主改革的“六四”运动。这场运动无疑是1949年后中国最重要的民主运动，至今都是中共统治下不敢回忆的伤疤，也肯定是未来中国必然要浓墨重彩描述的一段历史，这其中胡耀邦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评价胡耀邦
当然胡耀邦在施政中，也有一些明显甚至是严重的失误。比如著名的“两少一宽”，也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个政策是胡耀邦针对中共过往高压的民族政策的一种调整。但是很明显，这种调整矫枉过正。为了照顾少数民族，赋予少数民族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完全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准则。
后来新疆和西藏陆续出现问题，各种恐怖袭击层出不穷，跟胡耀邦这个政策关系很大。他不仅加剧了某些民族的分裂主义倾向，而且单方面牺牲了汉族的利益，造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可谓得不偿失。至今都还有很大的后遗症，特别是新疆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两少一宽这个政策是有影响的。这可以说是胡耀邦施政少有的败笔。但瑕不掩瑜，只能说胡耀邦的出发点和现实的情况有很大的落差。
那么我们今天该怎么去评价胡耀邦呢？胡耀邦自己曾经说过:
“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在中共1949年后血迹斑斑的历史中，胡耀邦确实是屈指可数的亮点之一。很多评论家说他是中共的良心，这个评价是不为过的。
胡耀邦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品行高尚。胡耀邦作为一个根正苗红，从小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领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却始终保持人性的善良的本色。他虽然也在这个绞肉机中犯过错，但是在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却很难得地能够反思这些错误，并且身体力行地去改正。你看他在平反中不计前嫌，哪怕是整过自己的人他都要竭力地平反。在中共今天你整我、我整你的这种残酷斗争中，这种高风亮节是非常罕见的，就连反对胡耀邦最起劲的元老邓力群，他在后来也评价:
“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报恶意。”
第二个是反思彻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改革派都是名义上的，就像邓小平这种，他们改革的本质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国家的未来，而是在危机情况下迫于无奈的改良。他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党的江山千秋万代，保证自己的权力永不褪色。而胡耀邦对于中共历史上政治运动彻底否定的态度，反思的力度在中共的领导里面是首屈一指的。虽然他受困于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达到现代民主的高度，但是他所推崇的思想无禁区，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符合民主政治的趋势和要求的。这也是他超越了党内其他改革派的地方。中国8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气象一新，百家争鸣的文艺复兴的那种状态，跟胡耀邦主政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个特点是他亲民爱民。一个政治家，他最高的职业和道德要求就是要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要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怀有深切的感情。胡耀邦是唯一一个走遍了中国绝大部分基层县市的高层领导人。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于底层民生的同情，都是发自内心的。他是真正的做到了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古代士大夫的境界。
2010年的4月15号，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纪念老领导胡耀邦。他表示要铭记胡耀邦生前的教诲。
“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这个和如今习近平这类成天躲在中南海，只会逢年过节的时候假模假样揭一揭锅盖，做戏都做得很难看的人比起来，真的是高下立判。
胡耀邦并不完美，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人心目中拥有今天的地位，就在于他这种平常而又罕见的特点。坦率地说，他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他的失败是一种必然。在一个列宁式的极权政党里面，这种人活不长也活不久。极权体制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反人类，它不可能允许这种良心长久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会威胁到体制本身。
但是胡耀邦的出现，却能说明人心所向、历史所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是必然会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这种地位是邓小平注定比不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肯定胡耀邦，并不是肯定他作为一个共产党领袖的经历，而是肯定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底线有理想的人。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人性觉醒和道德情怀，恰恰是我们在极权的社会中需要的。这样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都值得我们肯定值得我们缅怀。
WEN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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