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内容根据Youtube二爷故事视频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总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比不过西方，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是很聪明的，在古代是遥遥领先的。国内的教科书，但凡提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定会对比同时期的欧洲。习惯性的表述是，这个东西领先欧洲多少多少年。

著名的“国师”爱德华兹·张维为，他曾经在2014年在《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张维为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西方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祖上也阔过。那么，古代的中国真的领先西方吗？

西方在科学上一直在领先

大家如果看过好莱坞著名的冒险系列电影《夺宝奇兵》，会在第五部《命运轮盘》里面，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古希腊时空机器。传说是古希腊的神人阿基米德制造的，能够穿越时空的轮盘。实事求是地说，古希腊是没有这个机器的。但是好莱坞也不是完全编撰，它的灵感来源是一个同样非常神奇的机械——安提凯西拉机械。

这么说，人类历史上最逆天、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发明里面，无论谁来排，排名前三的一定有安提凯西拉机械。这个非常逆天的玩意儿，是在1901年，在希腊海域附近的沉船中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碎成了好几大块，而且被海水腐蚀得非常严重，和海里的岩石粘在一起，只有表面的几个齿轮清晰可辨。所以，当时并不能确定它到底是干啥的。

直到1971年，研究人员用伽玛射线和X射线对其内部的结构进行扫描后，才得知其内部配置了精密的齿轮装置，还有用希腊文篆刻的使用说明书。到了2006年，《自然》杂志发表了对这个机械研究复原的相关论文，大部分人才算真正了解到它的神奇之处。

准确地说，安提凯西拉机械，它是个天文计算机。它可以计算太阳、地球和月球，以及当时已知的五大行星的运动位置和相位信息，并且可以用希腊人熟悉的多重年历来显示，还可以预测日食和月食。如此复杂的机械装置，直到14世纪欧洲制造出天文钟之后才重现于世。而这个玩意儿的制造年代，根据测定，是在公元前150年到100年之间制造的，距今已经2100年了。那个时候对应的是中国的西汉初年。

这个超越时代的神奇发明，和同时代的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扯上关系，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上真实的阿基米德，在机械发明方面的造诣，那是堪称穿越时空级别的神存在。

现在大部分人理解阿基米德，都以为他是数学家，比如他用逼近法算出球面积、球体积、抛物线、椭圆面积等，这也是微积分的起源。但其实，阿基米德除了在数学上的成就，他在机械制造方面那也是神仙级别的存在。

他年轻的时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求学，发明了一种螺旋抽水机。到今天，埃及的农村依然在使用。古希腊因为文化发达、科学昌明，不仅诞生了影响至今的西方民主制度，更是产生了一大批好像是来自外星的科学家。比如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他也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

他有什么成就？在公元前240年，他就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现在很多人以为，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6世纪完成环球旅行之后，大家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不是这样，古希腊人早就知道了。

大科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在公元前350年，他就根据不同地方同一时间的天象不同，指出地球肯定是个球体。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就开始盘算怎么用几何的方法估算出地球的周长。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几何算法，就是在埃及两个城市——亚历山大港和阿斯旺。这两个城市是在同一条经线上。

在夏至的那天，他测算出正午时分，太阳通过立柱投射到地面的角度差。这两个地方，因为不同的纬度，它投射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地球是一个球体，那么通过几何的算法，地球的周长就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除以阴影之间的角度差。用这个算法，埃拉托斯特尼测算出地球的周长，和今天公认的长度，误差大概只有0.8%。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结果。

他还用同样的方法估算出了地球和月球的距离。他算出一年的时间要比365天多一点，所以需要四年润一天。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质数的算法，可以筛选质数。这一切都是在公元前240年前完成的。

那个年代是什么概念？中国正处于战国七雄的末期，秦始皇正在算计吕不韦。那个时候，是中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中国在数理逻辑上最高的成就是九九乘法表，那也只是一种算术，还谈不上数学。而中国最牛逼的数学书《九章算术》，还有100多年才诞生。

当西方这些神人和神器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祖宗，并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其实，很多在别的民族也有，根本算不上独创。

比如造纸，最典型的就是古埃及的莎草纸，它也是由植物的根茎制成的，制作精美，书写方便。很显然，它也是符合纸的标准的。英语中“paper”这个词，其词源就是来自于埃及的莎草纸。古埃及人用莎草纸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还在用竹简和木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所以，只能说蔡伦发明了中国特色的宣纸，而不能说他发明了纸，因为纸的定义有很多。

大家如果现在去英国，还能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来自古埃及写在莎草纸上的《林德数学手卷》。

它是公元前1,650年的埃及数学教科书，距今3,670多年。这部写在莎草纸上的著作，主要是用一元二元的方程来求解三角形的面积，比起我们的勾股定理，是高级得太多了。而它诞生的时候，对应我们的商朝立国，整个华夏大地甲骨文刚刚出现，根本就没有数学的影子。

再比如算盘，这个可以算是中国的特色，很多人都引以为国粹。但是且慢，算盘它也不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大家现在看到的下边这张图片里面的泥珠算盘。

它是史上最早的算盘，属于大名鼎鼎的苏美尔文明，大约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到2,700年之间。那个时候，华夏族刚刚成型，还在中原地区茹毛饮血。

再比如古罗马的算盘，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这叫做沟算盘，是用青铜做的。同样是五进制，而且可以运算分数，已经和中国的算盘很像了。但是人家可是出现在古罗马的时期。而中国的算盘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常用的四珠算盘，是到宋元时期才出现，而五珠算盘是到明朝才有的。所以别说和苏美尔比，就是和古罗马比，古代中国在科学上也毫无优势，没什么可以骄傲的。

我以前专门写文章，介绍过唐朝最传奇的丈夫杜环。他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在他的《经行记》里面记载了他到达亚历山大城时，看到当地的医生已经可以进行开颅手术了。而中医到今天还在吹“带货大师”钟南山的连花清瘟。

说实话，当我们越是对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有所了解时，就会越清楚地认识到：不仅近代中国比不上西方是事实，古代其实也比不过。我们引以为傲的祖宗，并不比别家强，甚至可以说差得远。

受益于西方的古代中国

我们中国人，虽然自诩聪明，但由于数理逻辑方面的缺乏，导致我们现在文化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是舶来品。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音乐，中国古代的音律只知道五音：宫、商、角、徵、羽。成语“五音不全”就是这么来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基础的音阶是七个音，这是西方传来的。中国古代的五音，只相当于现在的do、re、mi、sol、la，少了fa和si两个音阶。几千年来我们的音乐都是残缺的。没有西洋音乐的传入，我们只能在五音中陶醉。

再比如，我们古代连加减乘除之类的基本运算符号都没有，全靠语言表述。甚至于文言文也没有基本的标点，导致今天很多文言文因为断句的问题存在极大的争议。

古代中国人的鞋，也一直是不分左右的，穿起来非常难受。古代的车马没有减震器，因为我们没有发明弹簧。古代的中医不学解剖，老中医治病全靠经验，最基本的人体结构知识都是错的。第一本中医解剖的书是清末的王清任在1830年出版的《医林改错》。

所以，其实中国的基础科学从总体上来说，就没有领先过欧洲，一直在落后。特别是崖山之战宋朝灭亡之后，连文化方面也全面落后。700多年来，乏善可陈。近200年，更是昏暗无比。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所谓的“屈辱历史”，导致很多国人普遍有一种和西方文明对抗的心理，热衷于从所谓的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出祖先的荣光，证明我们祖上也阔过。这种心理，也导致“于丹模式”的国学路线在国内一度很吃香。说白了，就是依靠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用国学的裹尸布给底层的受众灌虚幻的鸡血。他们抓住的就是很多中国人特有的“祖宗一定有大智慧”的自豪。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实都和洋人密不可分。比如“二十四节气”，这个东西，就是在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完善定型的。要是靠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所谓智慧，我们现在还确定不了节气的具体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二十四节气的真正成型，是在汉朝公元前104年，汉朝颁布了《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作为历法，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对应的天文位置。但是，当时的天文观测水平非常低，对于如何确定太阳在黄道的精确位置，是个大难题。长年累月下来的这种观测误差积累起来，就会导致很大的偏差。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都会对日食月食这类周期性的天文现象，出现错误的预估。所以二十四节气的时间确定，也经常出现错误。到了唐朝时，在印度来了一个精通天文的高僧善无畏的组织下，修订了更为准确的《大衍历》。

而宋朝的官历《应天历》，则是来自小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马依泽。他用数理天文学的方法来编纂。到了元朝，郭守敬根据阿拉伯传入的天文算法和历书，又主持修订了更为准确的《授时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根据全国各地实测的数据来编纂历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即便如此，偏差依然存在。

直到明朝末年崇祯时，朝廷请来精通天文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再次修订历法。

他凭借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天文望远镜等设备，进一步提升精度，制作出了《时宪历》。这也是我们使用到今天的农历。它在诞生之初，正式的名字叫做《西洋新法历书》。

所以你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的传统不假。但是这些节气的时间点的确定，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依靠外来的科学技术的输入。如果按照祖宗的智慧，连个日食月食都预测不了。

再比如地图这种常见的东西。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就已经出现了世界地图，是最古老的世界地图。但是中国的学者长期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连中国地图都整不明白，更不要说世界地图了。

直到元朝时，才有了第一张中国的全国地图，是来自波斯的科学家扎马鲁丁绘制的。他用了阿拉伯的制图技术，制作出了中国的第一张全国地图《元大一统志》。而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就更晚了，是出现在万历十二年，也就是1584年。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传教时，他和官府合作，制作了一张名为《山海舆地全图》的地图。这是第一张带有中文注释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地球是什么样。

对于这些西方的科学技术，连清朝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不得不承认：“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逾前古。”也就是承认欧洲的科学技术确实比中国强。但是，它同时又深深地鄙视：“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人家先进，一方面由于觉得是奇技淫巧，精神上十分分裂。

这种分裂，主要来自于对自己祖宗的崇拜。中国人由于一直没有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所以对于祖宗的祭祀和崇拜，就代替了主流宗教的位置，形成了独特的厚古薄今的传统。

这种传统的核心，就是喜欢崇古、师古、泥古。就是什么都觉得祖宗的好，大道理都在故纸堆里。不用创新，只需要守旧。所以，中国的科举，一千多年来，翻来覆去就考了几本脱离现实的破玩意儿。

中国古代的很多读书人，为了让自己的著作能够流传下去，专门喜欢托古作伪。就是宁可放弃原创的荣光，也要拼命用祖宗的名号来写。比如《尚书》，里面就有很多后人添加进去的伪作。康有为搞“百日维新”的时候，还要把孔子搬出来，专门写了一本《孔子改制考》，就说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的作品。孔圣人都要改制，那么我们也要改革。没办法，中国人就是买祖宗的帐，必须这么说。

这种对于“祖宗有大智慧”的迷信，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祖宗达到的高度，是我们需要世世代代学习和领会的。而且还不够，有时候自己混得不好，都是因为没有好好领会先贤博大精深的精神。

可是回头一想，所谓的先贤，他们的高度是什么？毫不客气地说，今天随便去一个中学拎出一个高中生，他所掌握的科学常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就足以超过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个了。那些常识认知没有超过天圆地方，道德觉悟没有脱离君臣父子的蒙昧时代。里面就算是最聪明的人，能聪明到哪里去呢？只不过是站在那个时代的前沿吧。他们思想的光芒，也许可以说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要说现在还能够引领人类，那不是可笑吗？

人类自文艺复兴后的知识大爆炸，这几百年来的科技大创新，难道都白搭了？都不如两三千年前的思想？任何时候承认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也不承认落后。

祖宗并没有大智慧

我自己也是看《四书五经》长大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毫不讳言，到今天我还是对诗词歌赋这些东西有很大的兴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传统文明的传承者。我甚至也会给自己的儿女讲一些传统的东西，希望他们将来能够理解华夏文明的精髓所在。

因为作为人类，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我们的情感和认知里，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作为人性中不可更改的一个部分，它是需要通过传承来感知的。这个，是我们学习古代的典籍以及诗词歌赋的意义所在。

作为中国人，我们还需要去了解自己的血脉来源、文化缘起、历史典藏。但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盲目地去崇拜祖先。我跟儿女说的最多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传统文化，糟粕要远远多于精华。

你看所谓《二十四孝》，里面的那些故事，什么“孝感动天”“埋儿奉母”“卧冰求鲤”，那都是赤裸裸的编造假故事，反常识更反人类。完全是用虚构的东西，来扭曲正常的人性。

你再看看李时珍那本被奉为国粹的《本草纲目》，里面什么“老母猪粪治血崩”“蝙蝠屎治眼疾”“父母指甲烧灰治小儿腹胀”，这些破玩意让人瞠目结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严重侮辱正常人类智商和伦理的东西，如果能够当成国粹，恰恰说明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病灶所在：三个无——无科学、无逻辑、无人性。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唐宋之后，为什么我们会离现代的文明越来越远。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孝经》，这些旧时代作为儿童发蒙读物的东西，一半以上的内容，说是文化遗毒绝不为过。不仅在诸多的常识认知上，无法让孩子更好更快地理解这个世界，更要命的是在价值观的宣扬上，世俗功利、愚忠愚孝，距离塑造一个现代的社会公民相去甚远。

这样所谓的传统国学，不过是重复700年来华夏文明没落的轨迹罢了。

关键是，这种没落的根源，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在哪里。所以，像武术、中医这种本质上算是舞术、巫术的东西，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居然还备受追捧、招摇过市。

这些曾经让我们自豪的东西，其实也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东西。如果妄图从中找到现在甚至将来的问题的答案，那是徒劳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和他所处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可以了解，却没有必要去推崇了。甚至可以决绝地说，很多传统文化的思想，就像文言文一样，它是一种死去的文化标本。我们有解读的意义，但是没有重生的必要。

我在这里，不是要轻视古代的文化，或者古代的人物，而是要说，我们需要正视时代对于人类的局限性。不要妄图从故纸堆里面去发现牙碎，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即便我们的祖宗真的是英明神武，关我们什么事呢？

我们在四书五经之中陶醉得再多，能够解决任何一个掐脖子的难题吗？能够建立一个现代的宪政民主的社会吗？网红于丹曾经吹嘘，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别说半部，就是十部百部《论语》也治不了天下。它连现代社会最基础的概念都解释不了，甚至是格格不入。里面有很多有益的东西，但毕竟已经落伍了。也许还能够解答我们人生的一些困惑，但已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现实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只不过能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罢了。

所以，对于祖宗的东西，我们需要了解、需要传承，但不要去神化。他们有伟大的地方，有局限的地方，也有很多糟粕的地方。横向比，并不比别人家的祖宗强；纵向比，甚至也不会比我们这些后代强。

我们该做的，不是去迷信祖宗，而是要超越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