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边文字内容转自Youtube视频，略有文字修改。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人口灭绝。在短短三年里，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到殒命，可官方却将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年封锁消息的手段更是冷血到令人发指。

当年如果外面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直腰板走路，要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拄拐杖都不让拄，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所以说农民是饿以待毙。——杨继绳

这是中国于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后所引发的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真实遇难人数统计官方从未公布，可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殒命人数达到了三千万至五千万。如果按人口比例统计，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灾难之一。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啊，饥荒的时候，饿死人了。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这个田坎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呢，还没几年。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来批斗。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乱七八糟。——袁隆平

可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由于正史缺乏可信可靠的数据，大多数人对这场饥荒的真相仍然是一无所知。

因为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高度，是最优越的制度啊。如果饿死人，那怎么是最优越的制度呢？那跟过去的自己虔诚的理论形成的政治是完全相悖嘛，所以才证明自己理论正确，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都不让知道的，所以不断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国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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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最根本的祸因，源于高层想发展中国经济，增加国内粮食产量，并号称要“三年赶超英国，十年赶超美国”。然而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发展指标，不被中央处罚，即使没有达到合格线，也不断吹嘘产量，造成了粮食丰裕的假象。有人想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可通通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只要一个人说的话，不是高层想听到的那这个人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所以，尽管农村粮食大幅减产，政府却继续扩大了征购量，甚至强征农民口粮去增加出口额，以维护国际形象。正是在这一系列错误举措下，最终酿成大祸，引发了大饥荒。

关于灾难中殒命人数的具体数字，各方面做过很多统计，人数从九百万到四千五百万不等。但严格来说，要确认具体的数字非常困难，因为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总人口以及出生死亡率并不准确。后来，经过大量人口学家的校正，最被认可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

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规模的灾难，比如北韩的“苦难行军”时期，同样是因为高度集权的制度和农业集体化，对农民进行强制剥夺所造成的恶果。对中国农民来说，更糟糕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高层不允许外国人提供援助。

这也包括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当时官方拒绝了国际社会的援助，而且不仅是拒绝援助，对大饥荒的事实还对外封锁言论政策。对人民来说完全是“关起门自己挨饿”，这导致许多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

例如，有一位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名叫斯诺，他在文章中称中国并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的记者格林，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无知的帷幕》，也提到并未发现重大灾难。

那么，在当时饿殍遍野的事实下，为何外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这是因为政府对外国记者采取了完全封锁的政策。所有采访和参观的地方都经过提前安排，到了以后也不能随便乱看。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便透露了这种刻意安排的全过程。当年外国记者参观的地方是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当时公园整个都封锁了起来，而里面多多少少的市民们，几乎全是演员。

在湖里面的飘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儿在那划着船，在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边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然后呢，咱们新华社的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连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啊！也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杨继绳

那当时政府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为什么不想让外界知道，甚至不想让自己的平民知道？

其实说到底，这是一种政治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都不让知道的。所以不断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国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杨继绳

封锁最严重时，甚至连邮局等通讯设施都与国家安全挂钩。所有信件都需公安局强制检查。政策明令规定，未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所有寄往北京的上访信件，一律强制扣押。

当时所有写的信，地委有个留神都得扣，都不准向外反映。就是上访信，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流盲扣起来，也扣了好多人。在饿死人的前后，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16个报告，就是把底下的实际情况写成文字报告，结果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划我为“右倾”，批斗我。——余德鸿，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

其实，早在大饥荒初期的1959年，所有上访信件还是可以传递到北京的。但领导普遍认为这些只是地方的个例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尽管这种态度与主观的固执偏见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的制度下，谎言和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平时汇报的内容从来都是“国泰民安”，所以当某地开始反映一些不好的情况时，官方也仅仅会认为是小问题。

据当年河南信阳市副书记张树藩回忆，他最多一次扣押了一万两千多封上报信件。其中有一封信，连他也不能自主定夺，只能交给公安局，全河南通缉该信件发信人，因为这封信里明确提到了“饥荒”二字。

尽管这种封锁的处理态度虽是常态，但也有地方官员充满人情味。例如时任湖北浠水县的副县长力排众议，将官仓的粮食分给老百姓。这也使得浠水县的伤亡率成为全国最低的一批。然而，这位副县长最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新疆劳改，生死未卜。

城市的情况相比农村稍好一些。因为从粮食的征购到调拨至少需要十个月时间，城市比农村少受苦一年。然而十个月的缓冲期后，城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亲历者讲述，1960年的清华大学，政府特意让中国学生开展对“小球藻”的研究，该研究也被称为“488项目”，其目的是为了创造食物，增加口粮。然而，该研究对清华的外国留学生而言，却是严格保密的。

这小球枣就是尿生成的一个有机物吧。还有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参加了。我前年见他，他说：什么小球藻，都是尿！做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当时我们抱着很大期待。什么吃小球枣有营养啊。而且说还是保密的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只有我们中国人吃。——杨继绳

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吃上小球枣，都算是幸运的，很多老师只能趁课余时间去附近的草地拔野草，拔够了以后全藏在抽屉里，等下次下课的时候，把泥土和草混合起来，做成馅饼填饱肚子。

可以想见，连清华大学的师生都如此紧促，普通平民的口粮只会更少。当年政府对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为每人每月30斤，尽管算下来一天还有一斤的粮，但当时少有少肉，哪怕一天吃完三顿，都没有一丝饱腹感。

然而，对比城市，农村的平均口粮为每人每月15斤。即当时负责生产粮食的农民们每天仅能吃到半斤食粮，同时配给给农村的粮食，还不是干净的大米白面，而是未经过处理的原粮。这种原粮和城市人吃的贸易粮完全不同。一般只有去了稻壳，挑出沙子和灰尘的，才能被叫做贸易粮。基本上一点五到两斤的原粮才能等于一斤的贸易粮。

然而，高层官员在了解农村的惨状后，仍没有将城市的粮食定量减少用来补救农民，因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政治影响。

当时有句话，在四川的山村里饿死一个人的影响，和背景饿死人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看不见，只要外国人看不见。比如我们吃“小球藻”，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他们留学生单独吃饭，在留学生食堂，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小球藻”。——杨继绳

在这个所谓“丢卒保车”的政策下，官方的第一步行动便是从渠道上彻底封锁农村的油粮供给。1959年5月26日，中央下达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

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油。由于商品全部都国家供应了，国家榨油，私人油坊都是没有啊，都是国家的。油全部集中城市。压农村，保城市。一年没供应油啊。——杨继绳

要知道，摄入同量脂肪产生的热量比摄入碳水化合物要高出很多倍。而农民早已许久没吃过肉，本来热量就不够，现在连食用油也得不到，这等于完全剥夺了农民吸收脂肪的权利。

那么，高层省下食用油是想做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出口任务，这同样是为了政治影响力。到了后来，农民不仅吃不到油水，甚至连鸡蛋也吃不上了。肉、蛋、奶等副食品也被强行征购一空，留给农村的食物，基本只剩下残羹剩饭。

在1960年4月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要求各省继续加强副食品的收购。收购上来的鸡蛋，百分之八十用来出口，只留百分之二十用于内销。而在内销渠道里，首先要满足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其次是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干部。而第三要满足的群体会议上没说，不过每个人都知道，农民和老百姓肯定是排在最后。

高层后续为了安抚群众，政府推行了一项“代食品”运动，声称经过研究，找到了一些有营养、可以大规模推广的食物和做饭方法。然而，这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并不科学。

当时最流行的代食品是一种叫“双蒸饭”的米饭。制作方法是先将米放锅里蒸熟，随后加一次水再蒸一遍。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的体积看起来扩大了，似乎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也变多了。宣传称这样做能“增加营养”，但实际上，它与稀饭没有区别，甚至更容易饿。同时，长时间蒸煮还会破坏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导致营养价值比稀饭更低。

尽管如此，官方仍固执地认为饥荒只是个别地区的局部问题。在同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政府竟将农村粮食征购率从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九骤然提高到百分之四十。而大饥荒中震惊中外的河南信阳事件，正是在该政策出台后一手促成的悲剧。

自一九五八年经济大跃进开展后，河南信阳积极响应号召，浮夸风也在当地达到了各省市的顶峰。当时最著名的一则浮夸新闻是当地人仅用2.9亩小麦田便产出了3800余斤粮食，平均每亩产量高达1260斤。而即使在现代拥有先进技术的条件下，每亩小麦的平均产量也仅为900左右。可想而知，当时的浮夸风气有多么离谱。

这里边就涉及到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级考察下面的干部都是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的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让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面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的时候，只说粮食产量从千斤。呃，你报一千斤，我报一千二，另一个地方报一千五百斤，最后张着涨着，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着往上报，最终报出来一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面看的，谁都不能落在后面。——杨奎松，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所以，1959年大幅提升增购率的政策，也仅是信阳事件的导火索，真正的隐患其实早已埋下。

在1958年时，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可河南省委却向中央鼓吹其产量是实际的两倍多，达到了702亿斤。

同时，因为大跃进中为了发展经济，全民开展“大炼钢铁”活动，导致积极响应政策炼钢的河南错过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造成了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损失。

到了1959年，信阳地区已经宣告歉收，但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运动下，地方干部为了不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仍然将产粮量鼓吹了十倍。

小麦亩产7300多斤，稻子亩产4万8斤，那卫星吓唬的很，那都是假的。到处都放卫星，就是往上面造假的。造假的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报的征购。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五九年天旱、减产，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结果报了151亿公斤。落实了要收购35亿多公斤。那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最后连口粮连种子都交公粮了。没啥吃的，不都饿死人嘛。全区饿死105万，是中央一个处长来调查的。——余德鸿，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

地方政府为了达标，只能动用民兵强行征粮，挨家挨户搜查所谓被隐瞒私藏的粮食。而在打着“反私藏瞒产”的正义旗号下，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名无辜农民，通过劫掠农民自家口粮、申购饲料粮，才使得征购任务圆满完成。地方政府最终征收了十六亿斤粮食，留给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一百多斤，只够食用三个月。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

然而，即便是这个每天半斤的粮食，其实也是往高了计算的。结果，很多农村的百姓甚至连半斤粮都吃不到。

根本就没有。因为这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的，是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五百斤，他们给你算成一千斤。他们说：“我收你四百斤嘛，收你五百斤嘛，你还有五百斤啊。”实际上，它只有五百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一粒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火。——王东渝，《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作者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劳改的顾准，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界，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还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其父也是在1959年饿死的。

在1958年末，大部分农民已经开始逃荒。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在路边，捡拾残缺躯体填饱肚子的现象也在不断发生。

然而，地方政府为了顾及脸面，便以扰乱秩序为名，将出来觅食的百姓全部逮捕。活着的人为了求生计，只能大量外逃。而人群逃离信阳以后，势必导致大饥荒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地设岗堵截，不准外逃。

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公路以及河岸渡口，还专门设置监狱拘捕外逃者，并将其剩下的钱财衣物一律没收。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河，逃到安徽一带。

而这些地方官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让他们被饿到殒命，其实是有中央文件为依据的。

在1959年3月，饥荒开始大规模爆发时，中央发出了一份《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就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将被定性为“盲流”。

这份文件的口气十分强硬，不仅要严厉防控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级政府将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收容或遣返。

以有了这份中央文件，那些本来就唯恐饥荒情况外泄的官员，就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居民外出盲流，并且能随意处置盲流人员。

那面对饿殍遍野的事实，难道就没有人会觉得不对吗？其实，除了基层官员想掩盖真相，避免自己的错误被上层知道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层官员始终认为，粮食丰裕并不是假象。之所以征购率无法达标，是因为农民在私藏粮食，不愿意拿出来。

所以，即便用强硬手段征粮，他们也认为农民不至于会被饿死。

那个冬春饿死人是断粮问题，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农民给收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要“先下手为强”，把粮食统统收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农民是在瞒产私分。你既然要瞒产私分，你反正都要瞒产，老子干脆给你收光。收光了以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们粮食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王东渝，《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作者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河南省地委书记路宪文还亲自下场为饥荒“辟谣”。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说饥饿都是因为思想问题。

后来到了1959年11月间，当他驱车经过河南潢川县的途中，沿途亲眼见到路边的死尸和拦车要粮的群众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要彻底消灭人员外流现象，并指示各级农村干部封锁村庄，城镇机关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他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没有一个流浪汉。

此后，信阳各县委根据指示照做，各机关部门分头布置，城村出入口均有持枪人员把守。

如果外面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拄拐杖走路，要挺直腰板走路，要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拄拐杖都不让拄，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所以说农民是饿以待毙。——杨继绳

信阳副书记胡秀玉曾两次对中央发出匿名书信，反映当地饥荒的状况。可不知道被哪个人暗箱操作，两封告状信都被转到了信阳县委处。胡秀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反党反动派，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了劳改极刑。

其实，如今我们回头再看，信阳事件完全是全国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大跃进的浮夸风埋下了第一颗雷，而反右运动让官员人人自危。在谎报盛行的政治环境里，1959年猛然增加粮食收购率的政策，则最终点燃了灾难的引线。

同时，在该政策后，信阳问题并未被及时发现，政府高层更是号召全国学习河南征粮的方式。

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传达会议精神时提到，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紧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以后，群众就会把粮食吃光了。争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么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这就是导致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原因。——丁抒，美国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党史专家

这时不得不提到另一个罪恶源头，那便是大跃进中诞生的集体食堂。所有人把粮食交给公社，然后一起吃饭，不用花钱。这本是所谓共产主义的集体化愿景，但因粮食集中到公家手上，不准农民在家做饭，干部们便掌握了生杀大权——即百姓的吃饭权。

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就扣饭。你今天不听话，就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现象，各地都有扣饭：一天扣一天，两天扣两天，扣第三天就饿死了。很多人甚至饿死在食堂门口。——杨继绳

群众吃稀饭，官员吃干饭；群众一年只吃一顿肉，官员天天都在吃肉。而公共食堂的炊事员成了走后门的热门岗位，一般只有高级干部的亲属或亲信能担任。因为他们掌管了分配食物的权力，看到熟人关系户他能多捞几勺肉，看到不顺眼的就只给你清汤寡水。而且炊事员还可以半夜开小灶，挪用公粮中饱私囊，或者偷卖粮食。因为有干部亲戚撑腰，群众也无法监督他们。

其实不难发现，公共食堂从理论上看，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上的天平，而它的弊端是太容易被干预倾斜。

公共食堂一个浪费，第二个是用以镇压农民，农民把饭碗交给干部，本来一家一户都有饭碗，把饭碗交给干部了，干部给你吃就吃，不给你就不吃。稍微调皮一点，稍微不听话的，稍微吃青的（就是庄稼地里拿个玉米偷偷吃了），就不给饭吃。还有（它也是）干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地，干部都是多吃多占啊。——杨继绳

农民为了生存，只能搞些野菜、树皮来吃，但是家里没有锅，想做也做不了。有些有良心的生产队长会把锅还给农民，不过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而农民白天不敢支锅，怕被其它生产队举报没收，只能把锅藏在柴草中，或者临时放到河边的浅沟里，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和家人一起吃。

可一到上级检查的日子时，即使是好心的生产队长也帮不上忙。他们只能把锅全部收回来，不然就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劳改。那时的食堂口粮标准已经很低了，每个农民平均每天只能吃二两原粮。而食堂缺柴是一个普遍问题，导致冬天不会供应热水和开水。

他们解决缺柴的办法是去砍树，或拆掉农民的房子。许多县的树木被砍掉百分之八十以上。每个县平均被拆掉的房屋多达十万余间。有些地方的树和房子全被拆得一干二净，干部甚至下令将农民的祖坟全部挖出来，把棺材劈了当柴烧。

后来，美其名曰“为了加强管理”，部分地区还出台了“三扣政策”：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的要扣饭，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饭，不向食堂交野菜的人也要扣饭。同时还衍生出了“三不扣”：干部本人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

不过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共食堂也曾大批关闭一次。很多食堂因无米下锅停火，有的因群众强烈不满解散。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又能回到自己家吃起小锅饭。然而，庐山会议后的反右运动中，吃饭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又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这次有了高层指定的办食堂命令，地方官员就更能利用食堂行使职权，大搞腐败。

反右倾运动搞起来，谁敢不办食堂？食堂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要搞。基层没有吃的，哪怕挖野菜。野菜也不能在家里吃，要交给食堂里吃。所以食堂质量很差。 农民生活，食品质量差，吃冷饭、排长队，食品中毒。干部多吃多占。所以食堂是饿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杨继绳

据省委检查团饥荒后出具的报告显示，四川长宁县公社的12名总支委员中，有严重贪污挪用行为的干部共计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在饥荒最严重的阶段，支部书记蒋某依然大摆宴席为父亲祝寿，一次性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次年，他又明目张胆地开办干部伙食团，共吃掉公粮1200余斤，还私拿300多斤。

四川郫县官员也公开开办干部食堂，美其名曰“干部福利补贴”。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到了过年时，农民食堂好不容易开一次荤，宰了一头150斤的猪，但干部食堂却直接拿走了90多斤。

农民在生命线上挣扎，而干部们却不断搞加餐活动。那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而这种干部饭堂后来也一度成为主流。

1959年秋，安徽各地县委干部纷纷从公共食堂撤出，正式成立了县委小食堂。他们的小食堂里全部吃的是细粮，各种副食品供应充足。尽管这些县委食堂声称是凭票用餐，不搞特殊化，但他们的粮油每个月都在透支。而在县委财贸部的运作下，这些透支的部分还是要从公家的账上扣除。更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和家属饱餐。那些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强硬手段硬砍农民的口粮，将多出来的部分占为己有。

除了满足自家需要，这些干部还将粮食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仅有三两的时候，另一边的干部却卖得不亦乐乎。他们专门找那些濒临生命边缘的人，让农民倾家荡产，只为换一口吃的。湖南衡南县古城公社的一名干部就曾说道：“我光靠食堂藏的一把勺子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死活。”

除了粮食之外，各地医院也成为干部搞特殊化的重要场所。政府向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和鸡蛋，供重病者的紧急补充营养。但很多干部只需一句话，就能将自己变成病人，进而冒领补助粮食。

饥饿的农民出于生存本能，看到可以吃的东西难免铤而走险。然而，当时能吃的东西往往只有未成熟的农作物，比如青麦穗和青玉米等。但这种行为一旦被干部发现，轻则罚款扣分，重则关押入狱，处以严刑。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明明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陷，遭受惩罚。干部还能以此为借口，将农民的财产全部没收。

1961年春，荣县五一公社的社员朱玉发因极度饥饿，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遭干部发现后被罚了120元的天价罚款。这笔钱相当于科技干部四个月的积蓄，更是农民家庭几年的积蓄。除了罚款外，朱玉发家里的所有衣物、棉被、剩余口粮等也被全部没收。同时，他每天还会被以“追赃”为名索要粮食，每天赔偿1.5斤。

另一个社员童光前趁着给食堂打柴之便，偷偷拿了几根柴回家。结果被发现后，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由于无钱可赔，干部便将他家老人准备的两具棺材当场抬走。

后来，由于饥饿的人实在太多，各种偷东西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下达了一项追赃任务，要求至少追回罚款120万元。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24小时严密监控村民动向。如果抓不到人，就随意找人“扣黑锅”。负责追赃的干部手握大权，借机大发横财，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无数无辜农民受到波及，家里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一张床。

1960年春，四川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仅一个冬天去世人数便达原有人口的25%。很多幸存者也患上浮肿病，每天拖着病体干活。不堪重负的人开始外出逃荒。但当地县委立马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家中有外流人员的家庭，其家属必须写信将其找回。若到期不回，便停止向该家庭发放粮食。

而农民外流的目的正是为了节省自己的粮食份额，留给家人吃。此政策一出，他们的家人也无粮可吃。随后，当地一公社借此通知加以发挥，他们要求外出人员家属每天写信，哪天不写便扣哪一天的饭。

总之，官员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克扣农民口粮，拿来给自己加餐。当广大农民离绝望越来越近时，各级官员仍然闭眼不承认，还说饥荒都是假象，是不法分子鼓吹的“西北风”，是“右倾反革命的反攻”，坚决不允许向农村返销粮食。直到1960年中旬，许多地区已经掩盖不住消息时，政策才终于松动，同意向农村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能买到二两左右。而封锁消息的政策，仍在继续运作。

也是在1960年的初春，安徽五马公社党委召开了“代食品运动”现场会。为了不让视察领导看到当地的浮肿病人，公社将这些病人统一集中后，驱赶到村落外面的荒野里。可等到会议结束，他们想把病人带回来时，很多人已经因寒冷和饥饿不幸去世。

与此同时，在抓盲流的政策下，许多农民意识到向外逃跑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或许只有书信上访北京，才能得到高层重视。然而，所有求救信件一律被定为“反革命信件”。

此外，各村镇路口设有流动岗哨，村干部会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的农民盘查、搜身。如果身上带有食物，一律没收，就连青菜、野菜也在查禁之列。

不过，当时也有一些好的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并暗中帮助村民掩盖出逃行为，可他们的结局大都善五善报，最终都将被高层下放劳改。

纵观这次灾难，如果能够早点发现问题，早点挽回，事态或许还不会那么严重。可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里，所有的书刊报纸以及官方文件都在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悲剧。

对于遇难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数字。而有关各省所报的关于人口减少千万的资料，也都遭到了封闭。不过，一些逃往香港的难民以及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还是成功传递出了信息。

然而，这些信息变成新闻传回国内后，却被统一斥责为恶毒攻击，完全是子虚乌有的造谣污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国内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但在外宾访问时，他们与平民高度隔离，有的地方还特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探访流程经过了极其周密的安排。

关于真与假的辩驳从未停止。但要谨记一点，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这些影像记。勿忘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