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内容根据Youtube视频Anthony看世界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说到中国的语文教育，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学生们普遍会觉得语文课很“水”，对语文课心生厌倦、反感和排斥。数学课虽然也会让很多学生反感，但这种反感更多是出于听不懂导致的害怕，很少有学生会轻视数学，因为数学使用的一套抽象陌生的符号。首先需要花时间去理解这些逻辑推导，但数学教育对教师语言能力的要求是不高的。

数学教育的教学目标是确定的、清晰的，甚至是可量化的，内容也是高度结构化的评价体系相对单一客观。因此，学生们不容易形成数学课很“水”的印象。相比之下，语文课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母语者。因此，语文老师就需要展现出比一般母语者高得多的语言能力，语文的教学内容涉及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这客观上需要语文老师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面，才能在教学中融入丰富的背景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并激发学生的兴趣。

此外，语文课还涉及到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机、感情和认知的把握，这也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共情能力和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因此，数学教育的表面门槛比较高。学习者需要花时间弄懂数学语言，但一旦弄明白了，理解起来就并不困难。因为数学符号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精确和规则化的，不存在模糊性。而语文教育表面上门槛很低，似乎只需要会说话会写字就可以了。但语言能力的上限绝不仅仅是能说清楚，更在于说的精准、深刻、有感染力。语言能力还体现在能理解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象征和意向。这需要读者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情感。因此，我们说语文教育的上限是相当高的。

而这与现实中语文教育糟糕的现状形成了对比。这首先体现在语文课的教学方法上。中国中小学语文课讲解一篇课文大体上按照这样的顺序：先讲解字词的含义，也就是老师带着学生通读一遍课文指出里面陌生的汉字或词语，然后让学生划分段落，数一数有几个句子，并分析句子的成分，再之后是总结段落的大意，再总结中心思想，最后分析一下写作特点和写作手法。然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机械刻板和空洞的讲解套路。因为它把一篇文章层层解剖为段落、词句、标点符号、写作技巧的机械组合，使学生只能关注这种表层形式，无法深入理解文章的核心内容和情感。

我们说阅读不仅仅是对文字的理解，更是与作者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对话和沟通。对话可以说是一切教育和学习的核心。而这种机械的语文教育恰恰使学生难以感受到和作者在情感上的共鸣与触动，扼杀了学生对文章整体把握的能力。比如一篇散文，学生们只记住了这句话，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却很难感受到作者传递的情感。尽管老师会总结这篇文章传递了作者的某种情感，但这种总结往往是一种强行总结。学生们缺乏理解这种情感的相关知识和背景，只能是为了获得分数，而不得不接受老师自上而下的灌输。

我们说一篇好的文章是会有多种解读方式的，但这种机械的教育，只允许你从唯一的角度去总结中心思想、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长期经受这种教育的学生不容易具备包容性，也缺乏从多元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

在中国，很多人的是非观念是非常狭隘的，这也是中国刻板的教育体制的产物，那就是把记住正确答案当做得高分的关键，把人类的思想史解读为正确观念对错误观念的消灭。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对错观认为真理就是建立在对错误思想的消灭和清除。然而，人类的思想的进步，恰恰是建立在整合兼容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错误的。

某些在科学上被否定和抛弃的观念只是解释力不够强，但谈不上错误。更何况，科学也并非唯一的真理。广泛的接受体验和积累不同的知识和观念比对错要重要得多，因为这种积累为未来的整合能力提供了基础，而这正是创造力的关键。然而，很多中国人倾向于在任何话题上都要立刻寻找一个定于一尊、绝对正统的标准，无法容忍多元的视角和可能性。这种状态当然可以追溯到中国教育的机械与刻板上，而这往往比教学内容影响更深远。

这里我们以一篇经典课文《荔枝蜜》为例。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篇文章，所以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作者杨朔出生于1913年，他以擅长写优美散文而出名。1939年加入八路军，从事文艺工作。1942年来到延安，并参与了延安整风。国共内战期间，曾担任新华社记者。1949年后，杨朔在文艺界担任多个重要职位，他的作品在当时就被列入了语文教材。文革爆发后，他被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自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经典的小学课文说了什么吧，作者先写道，他曾经被蜜蜂蛰了一下，感觉蜜蜂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生物。某一天，他在一片风景秀丽的地方，看到了漫山遍野的荔枝树，接着看到了成群结队的蜜蜂在飞来飞去。作者说道：“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然后作者认识了养蜂人老梁。老梁带他参观蜂箱，并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作者又问老梁一窝蜜蜂一年能割出多少蜂蜜？老梁说：“蜜蜂最爱劳动，一年四季都不闲着，每次给蜜蜂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整日整夜不辞劳苦。”作者又问道：“一只蜜蜂能活多久呢？”老梁说：“最多活六个月。”作者反问道：“那你岂不是总要往外面打扫死去的蜜蜂吗？”老梁回答：“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寿命了，自己就悄悄死在外面，再也不回来了。”于是作者发出感慨：“蜜蜂多可爱啊，对人类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最好的东西。蜜蜂虽然渺小，但却是多么高尚。”接着作者开始眺望远处的田野，看到许多农民正在插秧，他还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蜜蜂。

我听完这篇课文，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我看到一份语文教案里是这样讲解《荔枝蜜》的。

首先，教案指出了这篇散文富有诗意，营造了优美和充满趣味的意境。
他采用了借物喻人的“双线”结构，寓体是蜜蜂，在文章中是明线，本体是劳动人民，在文章中是暗线。两条线有时交汇、有时平行，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当然，这些技巧虽然多样，但必须统一在文章的中心思想下。

那么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在教学目标里，就这样写道：激发学生热爱社会主义新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接着，教案写道，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理解作者是如何赞美蜜蜂，又是如何歌颂劳动人民的。学生需要寻找出那些赞美蜜蜂和劳动人民的句子来，并且需要意识到蜜蜂和劳动人民的共性都是忘我劳动，无私奉献。

下一个问题是要求学生理解蜜蜂的渺小和蜜蜂的高尚，为何是不矛盾的？教案里说渺小指的是蜜蜂的体型，而高尚指的是蜜蜂的品格。

好的，现在我们来点评一下。

首先，教案提到的所谓“双线”结构，实际上是引导学生走向固定的理解框架，就是一定要把蜜蜂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这其实扼杀的学生们自主的思考和感受。表面上教案提到的是一种纯粹中立和技术化的写作技巧。但其实这种技巧又是带有鲜明的灌输和洗脑意味的，也就是默认了劳动人民和蜜蜂存在某种共性的。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篇课文所要传递的思想不仅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可怕的。

蜜蜂本身当然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它的一切行为都不存在道德意义。但作者想借此表达的想法是，这种没日没夜劳动，即使快死了也要死到外面，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生物，实在是太伟大了，太高尚了。

这话显然是说给人类听的。然而，这种道德教育也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我没有问过一个人是否自愿，就把他的付出和牺牲视为理所应当，赞美他的高尚无私，那么这种行为是有道德的吗？

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中国社会习以为常的那种赞美受害者的氛围。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作者在文章中所营造出的那种所谓的诗意和优美意境也就荡然无存了。在冠冕堂皇的道德伦理之下，隐藏的是一种相当阴暗的心机和算计。

这个视角在当代中国当然是更加有现实意义的。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篇课文，但我觉得他很适合作为启发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广泛联系的素材。
在咱们之前的视频里，我就提到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情感和认知体验。因此，跨学科的广泛联系，往往比局限在某一个领域的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果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会启发学生们关注《荔枝蜜》这篇课文更为丰富的细节和时代背景，这会帮助学生们从更加立体和宏观的视角来理解。我不会预设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而是从各种细节出发，和学生们一起去探究和寻找这篇文章的真相。

比如，我可能会提醒学生们注意这篇课文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养蜂场位于温泉公社。那么公社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就可以与历史联系起来。有熟悉历史的同学会知道这是一九五八年才有的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过渡到创作时间上，实际上《荔枝蜜》这篇散文是杨朔在1961年写下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背景。

1961年发生了什么呢？当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到第三年，数千万人被饿死，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饥饿线上挣扎，特权阶层的生活也普遍受到了影响。所以，即使是信息最闭塞的中央领导人，从1960年底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发布了一些纠错和纠偏的政策，杨朔也不至于一无所知，但杨朔仍然在文章中说，“蜜蜂仍然在建设新生活”，似乎还没有从大跃进的梦里醒过来。

杨朔显然是一个特权比较多的人，他可以在广东从化、昆明和北戴河旅游，住在配有温泉、风景秀丽的高级宾馆。从他的作品里，你看不到任何饥饿、匮乏和痛苦的色彩。相反，1961年还是他创作了一个高峰期。在这一年里，除了《荔枝蜜》，他写下了《雪浪花》《茶花赋》这些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的文风都是充满诗意、悠闲和轻松的。他写道“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他应该知道，即便他真的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他在疗养院和风景区的生活，与他远眺的农民的生活也并不相同。

如果学生知道这些背景信息，就能从那句“蜜蜂很懂事的，就算死，也不给人添麻烦”读出一种阴暗和压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