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内容根据Youtube视频二爷故事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曾经一度被官方宣传塑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美领导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课本里面，最终把周恩来送上了超越毛泽东的神坛。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周恩来究竟是什么面目？今天我就来说说周恩来的几个小故事，从中也许大家能够得到某些答案。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周恩来登上中国近代时的开场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一出场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威名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学校培养了大量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可以说一个学校浓缩了半部中国现代史。在周恩来之前，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有两个重量级的名人：戴季陶和邵元冲。这两个人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的元勋，功勋卓著、大名鼎鼎，所以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奇怪。

但接替他们的周恩来，却是一个年仅26岁，在法国、德国游学无果，完全可以说籍籍无名的海归青年。大家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在欧洲也没有正经的上过什么学，没拿过什么文凭和职称，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凭什么突然就当上了仅次于校长的二把手？是因为他长得帅吗，还是因为他有超能力呢？真实的情况是都不是。

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张申府。这个人原来是北大的讲师，是中共的三大创党元老之一，另外两个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俄国人最早来中国输出革命、物色人选的时候，最早就找到了张申府。只不过这个张申府在1925年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和主动退党了，所以中共很忌讳这个事，在历史上很少提他。

张申府曾经在法国的里昂大学教书，在此期间认识了周恩来，他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经去过苏联，在苏联的时候，又结识了正好在那里考察的蒋介石。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黄埔军校成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引荐，张申府就做了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之所以提名张申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共产国际的背景。因为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下，当初黄埔军校成立的资金和武器，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苏俄的支持。作为对金主爸爸的感谢，安排一个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张申府他是个文人，天性自由散漫，也没有任何的军事背景，很快就和蒋介石有了矛盾，干了几天就撂担子走人了。

但是他在走之前，推荐了自己的接班人，那就是周恩来。作为甲方推荐的人，乙方当然也没有理由拒绝。随后周恩来就被召回国内，于1924年的11月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之所以会推荐周恩来，除了他和周恩来本来就有交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周恩来也是共产国际重点培养的人。周恩来在法国和德国期间接受了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季米特洛夫的培训，为他回国后创建中共的情报系统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的共产国际背景，不仅是他一回国就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关键，也是他在中共的早期，能够超越毛泽东这些本土派成为中共高层的关键。

所以说白了，26岁的周恩来能够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培养的代表，标准的境外势力。

周恩来旅欧期间的这段经历，其实对于他非常重要。因为除了获得其他人无可比拟的钦差身份之外，周恩来还利用中共的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党内派系。这个派系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非常重要。我们只要看一下名单就知道了：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恽代英、陈延年、向警予、蔡畅。这些人对周恩来此后长期在党内占据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关键。

顾顺章灭门案

周恩来在中共的早期的情报工作中立下了很多的大功，但是也留下了很多让人诟病的残忍杀戮。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震惊上海滩的“顾顺章灭门案”。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早年混迹“青帮”，后来因为组织工人运动被中共看上。1926年就专门送他和陈赓去苏联，接受了系统的情报培训。回国后就成了周恩来的左膀右臂，是中共“特科”的实际负责人。

顾顺章为了搞情报方便掩人耳目，平时有一个公开的假身份，就是魔术师化广奇。而且他这个假身份还挺有名的，经常会在全国各地演出。

1931年的3月，顾顺章在武汉的汉口表演魔术，但是不巧观众中正好有一个中共的叛徒，叫尤崇新。他认出了顾顺章，随后顾顺章就被捕入狱。

这个顾顺章也没有什么骨气，被捕之后很快就变节投降。但是他想待价而沽，用自己掌握的中共情报换一个好待遇，所以他就要求面见蒋介石之后才会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之前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钱壮飞，得知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马就通知了周恩来。这才让周恩来躲过了一劫。

周恩来虽然成功逃脱，但是顾顺章作为中共核心的情报人员，他对中共所有的高层以及地下组织的信息了如指掌。他的叛变也导致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中共潜伏的人员被捕。

为了报复顾顺章，周恩来随后就亲手策划了对顾顺章家人的报复。顾顺章的家人在他被捕后，躲在当时的上海法租界爱棠路33、37号，也就是今天徐汇区的余庆路110号和102号。

1931年的5月，周恩来亲自带领康生、洪扬生、陈养山、王世德等等，十几个中共的“特科”杀手，持枪闯入顾顺章的家中，把顾顺章的老婆、岳父、岳母、小舅子、保姆，甚至是碰巧来访的客人，总共杀死11个人。

周恩来担心用枪会惊动邻居，用刀又会产生血迹不好处理，所以这11个人全部是被活活勒死的。这其中有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比如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她是个农村妇女，刚好从乡下来上海探亲，平时跟顾顺章没有什么联系，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这么遭殃了。

还有一个更冤枉的更悲剧的叫做斯励，他当天碰巧来顾家打麻将。而且这个斯励还曾经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斯励是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他的哥哥叫斯烈，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

1927年4月国共分裂的时候，斯烈就曾经抓住了周恩来准备处决，但是斯励极力劝说自己的哥哥，最终救下了周恩来。所以他对周恩来有救命之恩。而且这个斯励曾经参加过中共，后来在1929年因为党内的斗争原因被开除了。但是他和党内的很多人，包括顾顺章都保持着联系。

所以案发的当天，他就是碰巧来顾家打麻将串门，结果天降横祸。而且因为他认识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没有念及救命之恩，反而把他也给杀了。

当时顾家还有两个儿童在，就是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以及他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中共特科的杀手看到这两个儿童实在是下不去手，而且觉得两个小孩可能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就把这两个小孩放了。

顾家的那11具尸体就埋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周恩来命人挖了一个8米深的大坑埋葬尸体，之后又在上面盖上了水泥。

除了顾顺章的全家，周恩来还对当时可能会叛变的一些地下党也进行了暗杀，前前后后总共杀了39个人。这些人很多根本就没有叛变，仅仅是因为周恩来的怀疑，结果就遭来了杀身之祸。

本来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无巧不成书。案发后4个月，侥幸逃生的顾顺章的那个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记性特别好。有一天，他碰巧在租界里面遇见了其中的一个中共杀手王世德。张长庚非常勇敢，当场就抱住王世德大喊大叫，最后引来了租界的巡警，导致王世德被捕。随后王世德被租界的警方移交给国民党，最终让爱棠村灭门案浮出了水面。

由于这个案子太血腥了，当时租界的警察本来不相信，直到挖出了39具尸体才真相大白。这个案子被当时的报纸报道之后，在上海滩引起很大的轰动，也改变了很多上海市民对于中共的看法，最终导致中共无法在上海再立足，也就转移去了江西的瑞金。

中国的黑道自古以来都有种说法：“祸不及家人”，也就是说大家怎么杀来杀去都好，不要祸害无关的家里人。但是周恩来策划的爱棠村灭门案，可以说是突破了这个江湖的底线。特别是他连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杀，这种事一般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江西万人坑

其实周恩来在清洗方面，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案例，就是“江西万人坑事件”。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决定突围。为了保证突围的时候没有逃跑以及投降之类的事件，周恩来下令政治保卫局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对不信任的那些红军官兵以及老弱病残进行坚决的肃清。

中共的政治保卫局是1931年春仿效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建立的，这个“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政治保卫局有点像明朝的东厂西厂，他有权随时拘捕、审讯、处决每一个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干部需要报中央批准之外，中下级的干部以及普通的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想杀谁就杀谁。

为了处置这一大批“动摇的干部”和“反对的阶级”，周恩来在瑞金北面和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处，先后处决了数千名自己的同志。这也就是“江西万人坑”的由来。这个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一个多月之后才宣告结束。

当时中共有一个高级将领叫做龚楚，他是红七军的军长，还当过中央红军参谋长，是绝对的红军高层。他因为反对残酷的内部清洗，曾经被周恩来专门开会批判，还被开除过党籍。后来他在中共长征之后不告而别，投奔了国民党，成了所谓的“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写了一本书《龚楚回忆录》，里面记述了红军撤退的时候，政治保卫局的人员押后，对那些落伍的官兵以及那些无法抬运的伤员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他们被俘泄密。龚楚还亲眼目睹了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仅仅因为被怀疑可能会叛变，在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自己人用大刀直接砍杀。还有红军的高级将领李明瑞，他曾经是北伐名将，也担任过广西国军的最高长官，也因为被怀疑是特务，结果被自己的警卫击毙。

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清洗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叛逃。龚楚在他的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的？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

大饥荒的冤魂

中共官方历史对于周恩来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个招牌是他“爱民如子”。比如我们小学时候学的课文《总理的衬衣》，就是说他送了一件白衬衣给一个被他车辆刮倒的群众。其实大家想一想，一个对付自己的同事都这么心狠手辣的人，他怎么可能对毫无关系的群众好呢？这方面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饥荒中的表现。

周恩来在“大跃进”初期，曾经主张制止冒进，但是受到了老毛的严肃批评。周恩来为了自保，马上调转船头开始支持“大跃进”，再也不提真实的情况了。

刘少奇还敢骂老毛一句：“人相食，史书上是要写你我的！”

周恩来呢直接就啥也不说。

1959年大饥荒开始之后，周恩来主持草拟了一份《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他就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这个政策说白了就是牺牲农村、保住城市。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部分粮食被封存起来，以保证城市的供应，另外一部分粮食被用来出口换汇。因为中共当时几乎和主要的大国关系都很恶劣，闭关锁国，所以迫切需要外汇进口必需的工业用品以及黄金储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198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1959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1,600万吨，出口反而增加了223万吨。1960年粮食继续减产了530万吨，但是粮食的出口却增加到265万吨。整个大饥荒的三年，中国的粮食出口总数是680万吨。

按照中国当时大部分农民每人每年300斤左右的口粮标准，680万吨粮食足够4,000万人吃上整整一年。也就是说这些粮食如果不出口的话，那么是完全可以救活那饿死的几千万人的。

更奇葩的是，当时国务院有人提议动用中国的黄金储备，卖掉一部分来换外汇买粮食。但是周恩来并不是特别懂经济，他觉得必须用硬通货作为国家的后盾，而国际市场上的黄金正是低价，所以呢他反而用为数不多的外汇，坚持每年买几十万两的黄金。在大饥荒的三年啊也照买不误，一直买到1970年。

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价格，买10万两黄金的钱就可以买1亿斤大米。你看宁可花钱买黄金，也不愿花钱买救命的粮食。

不仅如此，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了满足老毛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梦想，在国内饿殍遍地、尸横遍野的情况下，他还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比如1961年，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中共为了拉拢阿尔巴尼亚，除了向阿方提供了几十万吨的粮食援助之外，还提供了2.5亿元的援款，并且承担了阿尔巴尼亚19个成套项目的无偿建设。甚至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中共本来已经顶不住了，从加拿大买了一批紧急的救命粮，这艘运粮船还在海上的时候，正好阿尔巴尼亚来中国求援，结果周恩来大笔一挥，那艘运救命粮的运粮船，结果就在海上掉头去了阿尔巴尼亚。

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里面有一项统计，大饥荒期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中共向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廉价出口粮食共计474万吨，还向匈牙利赠送了3,000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的现款，向东德赠送了数10亿卢布的食品，还有无偿援助越南总共200亿元的物资，阿尔巴尼亚总共是100亿元，还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这些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援助，中共的外援总额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92%。

1964年的国务院报告中，周恩来很骄傲的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他的这种自豪，那可是建立在几千万国人亡魂的基础上。中国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的眼中真的是猪狗不如。

那么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呢？1961年底当时的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曾经向周恩来提供了一份报告，汇总了全国饿死的人口数据，结果呢被周恩来命令销毁。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他在里面就承认那三年的死亡数据是绝密，绝对不能公开。

专门调查这个事的史学家杨继绳先生，后来根据自己的调查，汇总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面的人口统计数据，他就得出了三年大饥荒，全国死亡的人口大概在3,750万左右。这个数据呢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单单一个四川省，死亡的人口就超过了1,000万，所以全国死亡的人口啊绝对不会低。

真实的死亡数据到底是多少，也许在周恩来下令销毁的档案里面再也找不到了。但是这笔血的记忆，永远不会消除。

刘少奇、贺龙专案组组长

现在的中共党史都把刘少奇的死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林彪手下的得力干将，曾经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岁月艰难》中是这么说的：

“文革开始后中央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样的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等，都是周恩来亲自拍板，再报毛泽东批准。这其中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周恩来。”

曾经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先生，接受过作家单少杰的采访。在采访中李锐先生说他在1983年曾经奉命销毁过一大批绝密的档案资料，这其中就有原来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资料。这些绝密资料中有两份原稿，是给刘少奇写的定罪结论。一份是江青草拟的，一份是周恩来草拟的。

周恩来草拟的那份结论总共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来的。和江青的比较，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远远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周恩来的批示里面有一句话：“刘贼该杀。”

这批绝密档案，后来在邓颖超的强烈要求下，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形象，被销毁了。

1968年的9月25号，周恩来还亲笔起草了刘少奇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审阅。在中共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了这份报告。他是这么说的：

“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其实说起来，周恩来和刘少奇长期以来在党内共事，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和过节。两个人甚至在1949年后还一度联手，搞垮了老毛培养的“东北王”高岗，最终逼得高岗自杀。但是当周恩来知道老毛要搞垮刘少奇之后，毫不留情地倒向了老毛，对刘少奇下了死手。刘少奇之死固然罪魁祸首是老毛，但是没有周恩来恐怕也不至于那么惨。

周恩来这种紧跟老毛、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一贯立场，在贺龙的身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贺龙作为中央军委曾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因为对文革有点不满，发了几句牢骚就得罪了老毛，结果被决定拿下。贺龙专案组的组长也是周恩来。

1967年的1月，贺龙在被批斗之后，还一度希望周恩来能够救自己，因为贺龙和周恩来渊源很深。当年南昌起义两个人就是搭档，而且周恩来还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所以贺龙被批斗后，和老婆薛明专门跑到中南海去找周恩来，结果周恩来说：“我已经替你在北京西山上看好了一个地方，你们夫妻俩先去避一避。”贺龙信以为真，结果一去了西山就被软禁，还被缴了随身携带的手枪。

在软禁期间，贺龙缺衣少食，最后逼得要接雨水来解渴，而且他有糖尿病，定期是要治疗的，被软禁期间几乎是等死。很快1969年的8月，贺龙就在西山病死了。他到死都还在天真的等着周恩来去救他。

他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切正是周恩来的安排。他更没有想到，他被指控“投敌叛变未遂”的罪名，就是周恩来亲自拍板的。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的组长高文谦先生，他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晚年周恩来》，里面关于贺龙被查的案子，他是这么说的：

“中央在9月13号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式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做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为周恩来辩护、开脱，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更悲哀的是在1971年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也就是“913事件”之后，老毛为了找出林彪的把柄，就把贺龙的死算到了林彪的头上，随后就给贺龙平反了。这个时候又是周恩来跳出来当好人。1975年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当时已经患上了癌症，他还是坚持去参加了追悼会。对着贺龙的老婆薛明， 说出了那句我们都很熟悉的台词：“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而且他还饱含热泪对着贺龙的遗像整整鞠躬7次。

贺龙如果在天有灵，不知道棺材板还压不压得住。

孙维世之死

如果说老同志老战友毕竟是外人，忍痛下手还不算意外的话，那么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导致孙维世惨死，真的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孙维世是中共著名的才女，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父亲原本叫做孙炳文，是中共早期的烈士，曾经和周恩来共事，关系非常好。1927年孙炳文死了之后，他的老婆就带着儿女在上海艰难谋生。

到1935年的时候，年仅15岁的孙维世在上海参加了电影公司的培训。给她授课的老师里面，就有当时也在上海电影圈混的江青。因为这段交集，孙维世对于江青的底细非常清楚。

1937年的时候，17岁的孙维世和哥哥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恩来，要求加入八路军。因为是老战友的女儿，所以周恩来就收养了孙维世。虽然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收养关系，但是基本上外人都把孙维世看作周恩来的养女。

随后周恩来还送孙维世去延安和莫斯科戏剧学院深造。在苏联期间，才貌双全的孙维世还被林彪、牛刘亚楼追求过。林彪是被拒绝之后回国才娶了叶群。

孙维世在1949年后因为周恩来这个大靠山，加上她自己也确实很有才华，很快就当上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还曾经陪同毛泽东出访俄国，担任老毛的私人翻译。当时外界就有传言，说她和老毛有一腿，这个也引发了江青的醋意，埋下了嫉恨的种子。而孙维世自己的婚姻也埋了一个更大的地雷。

她的丈夫金山是个著名的演员，当年在混上海滩电影圈的时候，曾经和江青有过节。而且他本人也不太检点，去朝鲜拍电影的时候和金日成的一个女秘书搞到了一起，害得那个女秘书啊被金日成枪毙了。金山回来之后也遭了殃。

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大权在握，准备报复金山，新账旧账一起算，很快就把这个金山送进了监狱。孙维世之前就因为和老毛的绯闻被江青嫉恨，这一次更加跑不掉了。她自己也没有看清形势，在老公入狱之后，她想着自己是周恩来的养女，别人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所以拒绝和老公离婚，也拒绝划清界限，还专门写了5封申诉信，送给中央的高层喊冤叫屈。

江青拿到这些信后，直接就去找周恩来，指责周恩来纵容养女反对文化大革命。1968年江青把孙维世划入“李立三反党集团”，就把材料送给周恩来，要求批捕。周恩来为了避嫌，居然亲自签署了逮捕令。

很快，1968年的10月，入狱才几个月的孙维世就死在了北京的看守所，终年48岁。她死之前全身赤裸、面目全非，而且死后立刻就被火化了，连骨灰都不知所踪。

孙维世死了半个月之后，周恩来才不痛不痒的做了一个批示：

“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当进行解剖化验，以正死因。”

那个时候孙维世都已经尸骨无存了。她如果泉下有知，可能也很难接受自己天天喊的周爸爸，就是那个批准逮捕自己的人。

和孙维世一起被逮捕的还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他也是周恩来亲自签署的逮捕令。周恩寿就更倒霉了，他从小就跟着哥哥干地下党，受了不少的罪。他因为和刘少奇的大舅子王光琦关系比较好，吃过几顿饭，所以刘少奇倒台之后，被江青划作刘少奇的党羽一块清算。

周恩寿的儿子周秉钧，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说他的伯父周恩来，为了表示自己大公无私，还专门就周恩寿被捕的事给毛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交给红卫兵办；第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

可怜的周恩寿被不明不白的关了7年，直到1975年的5月，才被老毛亲自下令释放。

对自己的养女和弟弟都这样，那么对自己身边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成元功原来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周恩来做保卫工作，直到1968年。文革爆发后，成元功因为有会议布置的一些小细节得罪了小肚鸡肠的江青，结果江青直接就要求处理成元功。

周恩来二话不说，把跟了自己23年的成元功全家都送到江西去劳改。这件事，当时连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为了这点小事就抓身边的人太过分了。

李志绥先生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东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对我说：“成元功跟了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这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周恩来这么害怕江青。林彪的手下邱会作曾经写过一本书《邱会作回忆录》，里面就记载了周恩来曾经跟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周恩来就是把老毛当做皇帝，把江青当做皇后，把林彪当做太子，而自己呢，看成是管家的老奴。他知道江青就是老毛摆在台面上的一个棋子，忠于老毛就不能得罪江青。

所以他事事顺从江青，不敢忤逆，甚至还曾经主动提名江青当政治局的常委，根本的目的还是向老毛摇尾表忠。

1968年的3月24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文革造势会上，周恩来甚至带头高喊：

“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他！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堂堂宰相，为了自保，对于皇后的吹捧到了毫无节操和毫无廉耻的地步。

其实不仅是江青，周恩来对于老毛身边的女人个个都可以说是卑躬屈膝。比如我之前在《毛泽东的女人》那个视频中提到过的张玉凤，那就是无名无分的生活秘书。周恩来为了讨好张玉凤，给他写小纸条：

“玉凤同志你好，现在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听，千万不要在疲倦的时候念，拜托拜托。”

这口气简直就差喊妈了呀。

他甚至一度准备按照老毛的意思提名张玉凤进入政治局，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干就死了。这种德行哪里还有一点大国总理的风范，真的只能比得上以前皇宫里面的那些太监了。

“一打三反”的杀人狂潮

现在很多人把很多文革里面的罪孽都算在了老毛和所谓的“四人帮”的头上，周恩来最多也就是胁从嘛。其实，有一些造成严重后果的政治运动并不是老毛发动的，完全是周恩来自己主持推动的。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的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我们熟悉的文革思想家遇罗克，就是大名鼎鼎的《出身论》的作者，他就是在“一打三反”的运动中被枪毙。在这个运动中被枪毙的还有大批的政治犯，比如北大的才子沈元、四川大学的才女冯元春、安徽组党造反的黄立众等等。这些人作为政治犯，虽然在文革前就被捕被判刑了，但是都不是死刑。如果能够熬过文革，其实都活得下来。

但是在这场“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些人被重新审判重新判刑，而且大部分都是判了死刑。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政治运动呢？

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它起自1970年的1月，当时周恩来主持发布了三个通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份文件合而为一，简称“一打三反”。其中重点就是所谓的打击反革命。

在70年代初，中共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都非常糟糕，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尤其是和苏联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为了巩固中共的统治，必须利用专政手段杀一批人。

他在1970年的1月给老毛打了一份报告：

“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
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为了达到从重从快的效果，周恩来把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也就是说省一级就有权判处死刑。而有些省份又进一步下放，一直下放到县一级，也就是说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就有权判处死刑，而且是一律立刻执行。不仅是立刻执行，还规定了执行的指标。有些省为了完成指标，争相拿各种原先没有判死刑的政治犯来开刀。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杀了多少人呢？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做了一个统计，仅仅是1970年2月到11月这10个月期间，全国就挖出了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了28.48万名，枪毙的人数至少在数千人之多。到底死了多少人，可能只有等到将来档案解密的那一天才能知道。

这个运动很快让杀人如麻的老毛都觉得不满了。老毛在1971年2月26日发出了一个批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周恩来接到这个批示之后才停止了杀人的狂潮。

老毛确实害死了很多人，但实事求是地说，他有一种独裁者的自信，对政治上的对手，他是睚眦必报，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对于底层的小鱼小虾、普通民众，他是看不起也不屑于管的，最多就是羞辱你、整你，把你关起来。

但是周恩来完全不一样，他下手其实比老毛还要狠。“一打三反”完全是他一手策划，而目标对准的就是底层的这些政治犯，完全不给他们留活路。这些书生其实也就是写写文章、发发牢骚，根本不会危及中共的统治，结果周恩来还是要赶尽杀绝。

就像他当年杀顾顺章全家一样，你很难理解他这么做的动机和目的，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更像是一个变态的偏执狂。这个方面中共党内比他狠的人真的不多。

我再举个小例子，国家侨委的负责人廖承志被造反派批斗。廖承志是周恩来的亲信，周恩来为了救他，故意陷害另外一个侨委的领导人方方。周恩来对造反派说：

“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是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资产阶级代理人商大量寄去我国国内所谓的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的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

方方作为一个搞侨务工作的人，和香港客人有来往，寄点明信片是很正常的事情。周恩来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了保住自己的下属，上纲上线，用这种小事公然栽赃完全无辜的人，这个人品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

邓小平评价周恩来

说了这么多故事，我们该怎么评价周恩来呢？其实最了解周恩来的就是他的老同志老战友。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不满“大跃进”胡来，就给毛泽东上了万言书，他本来希望周恩来作为总理也帮他说几句真话实话，结果周恩来完全倒向老毛，一句都不说，甚至后来还公开批判彭德怀：“你就是有反骨。”气得彭德怀当面骂他：

“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邓小平从法国勤工俭学开始就跟着周，了解周恩来更是知根知底。他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谈到周恩来是这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位置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对外人说的话比较客气和委婉，但对内，邓小平则说得很直白。在1980年3月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

“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陈云也发表了对周恩来的看法，他们认为周恩来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责任的，不能都归结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

实际上，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还有更著名的一段话：

“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

后面这半句才是关键。既然邓小平对于周恩来的真实评价是这样的，并不高，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像评价老毛那样，“七分功三分过”，有褒有贬，而是在改革开放后，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政治完人呢？

我之前在很多视频中提到过，邓小平的很多政策，包括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两个字——保党，也就是要维护党的统治地位。他推行改革开放，不可避免要打破老毛的神话，抛弃他的阶级斗争的路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把叛逃的林彪、被政变搞下来的江青等人作为反面人物扔进垃圾堆。如此多曾经作为党的旗帜和神主牌的巨头都有污点，都被打倒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们共产党还有好人吗？因此，中共迫切需要树立一个正面的人物来说明我们党还是有好人的，而这个人物毫无疑问最合适的就是周恩来。

1949年后，他长期都是躲在领袖的身后，没有出过头，永远就是那句“我来晚了”的口头禅，让很多人对他抱有幻想和好感。著名的哲学家李慎之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和周恩来也有私人的交情，他感慨：

“周总理可是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一块道德招牌啊。如果这块招牌垮了，那么共产党的神圣性也就没有了。”

这是大实话！所以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周恩来塑造成黑暗岁月里的大亮点，党内的正能量，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真的推崇周恩来，而是因为这是保党的必需，党需要这块虚假的遮羞布。以前的瞎折腾都是因为领袖的失误、奸臣的作乱，而忠臣一直都在默默努力，党的主流还是好的。

实际上，邓小平这个策略也成功了。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了老毛的恶，对于老毛是有赞有弹，但对于周恩来，大部分国内的民众基本都是持有正面的评价。这说明周恩来的宣传人设是非常成功的，他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几乎被完全掩盖掉了。

如何看待周恩来

1951年的6月18号，周恩来第一次登上美国的《时代》杂志封面。当时，美国人对他的评价是：“在政治上是个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是个听话的奴仆，在经济上是个无能的领导者。”实事求是地说，美国人的看法不太准。在中共党内的政治运动里，大多数时候周恩来并不是主动要整人的那个，也谈不上暴虐，但是每一次都有他的戏份，而且都很重。

周恩来的这种表现，实际上跟他的个性和中共的政治传统有关。在中共建党的初期，大部分的党魁，例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王明、博古等，结果都不太好。每次党遇到挫败时，这些党魁都会被抛出来背锅。在这种环境下，同样作为高层的周恩来，虽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作为护身符，没被整过，但也让他意识到站在最前面的危险，所以他每次都是竭力地避免当鸡头，而选择当二把手，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

比如在遵义会议时，他背叛王明和博古，战队毛泽东。在中共到达延安之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是高于毛泽东的，他在党内的派系也是实力最强大的派系，但他仍甘愿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所谓的“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这种长期在党内斗争中形成的自保策略，一方面让周恩来顺利度过了历次的大风大浪，但也不可避免地让他养成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政治服从性。他的内心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是完全把自己当做了一个党的工具，做一个皇权朝廷中的臣子。

他有坚定的党性，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党魁。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愿意泯灭人性。说难听一点，他有时候卑微得就像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小妾。所以对于独夫来说，周恩来这种人是最好的助手，懂得体察领袖的心思，也能替领袖干脏活累活，但对于同志和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完全就是灾难。因为在他的立场中，除了跟随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既不会为国，更不会为民。

其实，真正可悲的在于，即便周恩来对老毛、江青等人卑躬屈膝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但老毛一直在用他的同时，也一直在防他。我举个例子，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士吴阶平，在文革中身份是中南海的御医，曾经担任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

2011年3月，《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一代国医吴阶平》，里面就引用了吴阶平的原话，披露了一些内幕。周恩来早在1972年的5月就已经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他的医疗小组将治疗方案报给中央之后，老毛专门做了一个批示：“不检查、不开刀，向周恩来、邓颖超保密。”一直拖到1973年的10月，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为了自救，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毛，请求允许他做手术，老毛这才批准。但到这个时候，已经回天乏力了，谁来也救不了了。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老毛不准周恩来动手术？其实原因很简单，老毛不希望周恩来死在自己的后面，因为那样的话，党内没有人可以制衡周恩来，老毛死后一定是周恩来的天下，这是老毛最不愿意看到的。

老毛对于周恩来的提防还有一个例子。林彪死后，老毛为了制衡周恩来，重新启用了被打倒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的副总理。在1973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老毛不满意周恩来的表现，就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个会议上，老毛还专门让邓小平列席发言。心知肚明的邓小平当然知道老毛的用意，所以他在会上昧着良心说了一段很直白很扎心的话：

“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邓小平这段话其实是替老毛说的，就是敲打周恩来。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早年派系的一员，虽然后来投靠了刘少奇，但是情谊还是在的，所以邓小平公开捅周恩来的刀子，可想而知对周恩来的打击有多大。不过当年周恩来也充当了老毛的刀子，用同样的方式敲打过刘少奇和朱德。今天角色转换，也算是天道好轮回啊。

老毛知道邓小平的发言之后非常高兴，转头就安排邓小平重新进入政治局，还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也是邓小平第二次进入最高决策圈。我不知道周恩来听到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感受，但是恐怕也是欲哭无泪。他跟在领袖后面擦屁股几十年，终究弄得自己也是一身被嫌弃的臭味。

实事求是地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周恩来在中共的党内无疑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是一等一的好手，特别是情报和外交工作方面成效卓著，可以说他是中共夺得天下的第一功臣。在治国理政方面，与老毛的胡干蛮干对比起来，也显得理性很多。但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特别是一个有权利的政治家，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仅仅把自己作为一个为最高权力服务的奴隶，那么这种能力就会成为黑暗的魔法，为祸人间。周恩来的悲剧也正在于此。

某种程度上，他可能还不如党内的另外两个巨头刘少奇和林彪。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还有得罪老毛的勇气，说了一些人话、做了一些人事。林彪在文革中虽然唱高调，但是很少实际上参与整人，还经常为别人说好话。在和老毛决裂之后，坚决不检讨不认错，宁可叛逃也绝不当阶下囚，不失一个军人的骨气。

周恩来和这两个人比起来，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一直在忍辱负重，也一直在为虎作伥。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工具人，但是却看不到所谓的人。戴上面具的时候是神，摘下面具却像个鬼。

我之前在其他视频讲到周恩来的时候，喜欢用一个词“周公公”。有些读者就很不理解，认为这个词是不是刻意的贬低。其实不是，这是对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的真实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戏称。对外他是内阁首辅，对内他又实际上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

我想以后中国的历史如果重写，近代史很多人的评价都会被推倒重来，其中反差最大的一定就是周恩来。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