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Youtube视频XiaoMingTalk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绝大多数人都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结，归属于某个群体。成为群体成员有很多好处，比如获得归属感、凝聚力、支持和帮助。但群体也会滋生不理性，甚至使个体丧失自我。例如，近年来满世界到处发癫的“小粉红”。尽管这些小粉红的魔怔行为都是个体行为，但导致他们做出这些脑残行为的却是群体性思维。

利用人类的这种群体心理机制，掌握权力的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群体，乃至操控国家和社会。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言：“个体的疯狂是很少见的，但群体、组织和国家却轻而易举就疯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群体性思维？群体性思维又有什么危害呢？今天，我们结合这本让理查德·道金斯都赞不绝口的英国心理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的著作《天生不理性》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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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种天生具有从众心理的动物。因此，在群体中，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总是倾向于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换言之，群体成员在行为和选择上总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提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这是否意味着群体的行为和选择比个体的行为和选择更加理性？是否意味着在群体中每个成员都会有所让步，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某种折中？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要想达成一致，往往需要每个个体作出一定的让步。

举个例子，假设你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去吃火锅，你特别能吃辣，但你的女朋友却完全不能吃辣。最终，你们大概率会选择一个鸳鸯锅。

然而，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如果群体成员的观点本身就存在倾向性，那么彼此之间的互动反而会加剧这种倾向性。例如，在美国本宁顿学院的一个实验中，实验者向参与实验的学生们介绍了一个投资项目。如果项目成功，学生可以赚取投资金额1000倍的利润；但一旦失败，他们将血本无归。

实验者首先单独询问每个学生，在成功概率是多少时他们愿意进行这项投资，然后将这些学生聚在一起，让他们通过集体讨论达成一致的结果。你或许以为，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个不高不低的中位数，但实际上，经过集体讨论后，学生们能够接受的成功概率居然比每个个体给出的都低。

也就是说，相较于个体决策，群体决策反而更愿意铤而走险。这就是“风险转移效应”。从“风险转移效应”中可以看出，群体的态度往往会比个体更加极端。

如果大家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这种例子在生活中非常常见。例えば、有过追星经历的小伙伴一定都听说过“饭圈毒唯”这一现象。“毒唯”指的是在追星时只喜欢组合中的某一个成员，将自己喜欢的成员捧上天，却对其他成员怀有恶意，整天造谣抹黑其他成员的“有毒粉丝”。

当一个人solo追星时，通常不会成为毒唯。一般来说，他们会成为偏爱某个成员的团粉。假设一个组合有ABCD四个成员，你对他们的好感度可能分别是80%、50%、50%、50%。此时，你处于一个理性追星的状态，既不会讨厌BCD，也不会认为A是完美无瑕的。

然而，当你加入A的粉丝群，并与群体中的同担们互动一段时间后，你很可能会变成毒唯。你会愈发喜欢A、愈发讨厌BCD，对ABCD的好感度逐渐变为100%、0%、0%、0%。你会认为A是完美无瑕的“钻石”，而BCD则是一无是处的“贱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们基于某些共同之处聚在一起形成群体后，没有变得更理性，反而丧失了理性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人们之所以选择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是因为成为群体成员有许多好处，例如获得归属感、凝聚力，以及在追求共同目标时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因此，当群体的态度指向某一立场时，成员们就会通过各种努力表达相同的态度，以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可。要么表明对这一普遍立场的极端态度，要么压制关于相反立场的讨论，或者在群体行动时表现得更加极端。

所以，群体不仅会做出比个体更极端的决策，还会在作出极端决策时进一步激发群体的团结感。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群体性思维”（group think）。

群体性思维究竟有多可怕？可以说，一旦一个人陷入群体性思维的陷阱，并被群体性思维所裹挟，基本上就等于与理性绝缘。

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现，群体成员通常会表现出无可救药的极度乐观错觉。他们会故意忽略与自己认知相悖的事实，会不惜采取不道德的行为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和信仰，会将对立群体想象得尽可能十恶不赦，还会压制其他成员的异议。

甚至，他们还会极力抑制内心的疑惑与独立思考的能力，选择不去思考、不去质疑，始终与群体保持高度一致。久而久之，群体成员将逐渐变成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反智、极端且偏执的个体。这一过程可以用我们通俗的话说来称之为“傻B共振”。

除了在“傻B共振”中变得更脑残之外，陷入群体性思维的人还会轻易做出在理性状态下不会采取的极端行为。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一个长期将自己融入群体中的人，很快会进入一种类似于被催眠的特殊状态，被催眠者玩弄于鼓掌。

在催眠作用下，个体的大脑活动将会彻底瘫痪，成为催眠师手中的无意识行动的奴隶，不再具备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能力。然而，在这种被操控的状态下，尽管个体的自我意识被摧毁，其他某些能力却可能得到大幅提升，且特别容易受到暗示。在某些暗示的影响下，个体可能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驱动下，肩负起完成特定行为的使命。

提到此，大家可以理解为何一些极端的小粉红会表现出那些极端的行为。其实绝大多数小粉红，本来也都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媒体的引导下，原本在“solo追星”的环境下的小粉红，通过社交网络快速找到了组织，形成了群体。

此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在“傻B共振”中逐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变得反智与极端。然后一旦某一天，他们从媒体或组织中收到某些暗示，便带着使命感去做那些极端的事情。

群体性思维不但制造出了各种极端的个体，还是社会中各种对立、仇恨和纷争的根源。因为群体成员往往通过鄙视、厌恶甚至痛恨其他群体来提升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例如，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就是通过厌女和恐同来增强彼此之间的纽带、提升男性群体的凝聚力。

为了得到男性主流社会的认可，让其他男性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男人们就必须努力展现自己雄性的一面，不遗余力地与女性及同性恋划清界限。例如，通过贬低他人为“娘炮”、“娘娘腔”，或是指责其行为像小女孩般扭捏。

美国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曾进行过一项著名的实验。他邀请了一群来自美国白人中产家庭的12岁左右的新教徒男孩参加夏令营。一开始，他让这些男孩都住在同一间大宿舍里。3天后，当男孩们开始交朋友时，谢里夫分别询问了这些男孩谁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

之后，谢里夫将这些男孩分成两组，使他们与所选的朋友分开，住到两个不同的营地里。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虽然男孩们仍然凑在一起吃饭，但每个营地都开始形成自己的规则，一个营地自称“老鹰”，另一个营地自称“响尾蛇”。男孩们还将自己的营地的logo印在衣服上以表明身份。

当谢里夫开始组织男孩们进行竞争类游戏时，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两个营地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犯规或作弊，甚至有人在排队取餐时冲撞推搡另一个营地的成员。一个营地还连夜袭击了对方的营地，把床铺掀翻、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这个实验充分表明了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仇恨有多么容易。尽管这些男孩都是美国人，属于白人且信仰同一宗教，但最初是亲友之间的关系，仅仅因分组不同就产生了非理性的嫌恶感。

就好像不贬低其他群体，人们就难以以自己所在的群体为荣一样。这一点在小粉红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看过我做的古希腊艺术进化史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就知道，有些极端的小粉红坚信古希腊根本不存在，认为古希腊文物都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出来的。而其中甚至不乏人大和浙大等高等学府的教授级别的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群体性思维能使个体变得多么不理性，容易导致仇恨和纷争的产生。

在现实生活中，群体之间的敌意能不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在英国的一个飞机工厂，工具车间的工人周薪比生产车间的工人高一英镑。在工资谈判时，工具车间的工会代表竟然为了维持这一英镑的优势，不惜拒绝涨薪。他们甚至宁愿自己不涨薪，也不希望生产车间工人的工资超过他们。确实，群体之间的敌意能够达到如此不理性的程度，甚至促使个体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消除群体之间的敌意？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避免陷入群体性思维，保持理性？在谢里夫组织的那个夏令营实验中，在实验的最后阶段，谢里夫成功削弱了两个营地之间的对立情绪。他给男孩们安排了一个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提供一部两个营地的队员都想看，但需要集资才能购买的电影。

还安排了一辆卡车在送补给的途中陷进泥里，需要两个营地合力才能把卡车推出来。随后，营地的水箱又“意外地”裂开了，男孩们都来帮忙修理。最终，参与这些共同任务的过程极大地削弱了对立情绪，使两个营地的成员之间开始重新建立友谊。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不同阶级、不同信仰的人之间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朝着打败德国人这一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努力。这似乎说明，只有参与共同任务，才能减少和消除群体之间的敌意。

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只有在合作努力取得成功时，参与共同任务才能减少群体之间的敌意，否则他们只会因为失败而互相指责。然而，尽管我们无法让群体保持理性，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保持自身理性的办法，而且该方法相对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只需对主流观点保持警惕，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敢于表达不同的观点。而如果你是一个群体的领袖，则应确保成员能够发表不同的观点，同时尽量不被阿谀奉承所影响。只要做到这些，几乎就不可能落入群体性思维的陷阱，被群体性思维所裹挟。

然而，当整个社会都丧失理智而变得魔怔时，最痛苦的往往是那些保持理性的人。以纳粹掌权后的德国为例，最痛苦的正是那些仍然坚守理性的知识分子。因此，理性的选择未必是利己的选择，也正因如此，人类才总是一再陷入群体性思维的陷阱，将社会变为疯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