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青牛

美国国会大厦出现在各种新闻电视节目中，在它罗马式的圆穹顶上方有个尖尖顶，远远地看不清楚是什么。直到来到国会大厦内部参观后，我才终于看清真身。在参观大厅就有一个同比例的白色塑像，那是当时用于铸造铜像的石膏模型——Statue of Freedom。它描绘了一位女性形象，身穿飘逸的长袍，头戴头盔，右手持剑，左手捧着桂冠，那是美国自由与民主的象征。

它比纽约那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建造得还要久远。早在1863年，美国内战期间，它就被安装在了穹顶上方。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是直到1886 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独立宣言110周年的礼物才开始竖立在纽约的港口。这两尊高高耸立的自由女神像，为世界各地受专制压迫的人民带来勇气和希望。

英文中的这两个词，Freedom和Liberty，在中文中都可以指自由，也经常混用，但还是有些微区别。在牛津词典里，Freedom解释为the right to do or say what you want without anyone stopping you, 常在更个人主义的背景下理解，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没有强迫的状态。Liberty 解释为freedom to live as you choose without too many restrictions from government or authority， 更常常指在社会中行使那种自由所采用的具体权利和法律。前者可以表示在没有障碍或限制的情况下行动、言说或思考的能力。后者通常特指由某个治理机构或框架授予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

在这里，我们更加强调“Freedom”。从广义上讲，自由是指个体在不妨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选择和行动的能力。这种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正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虽然自由权与生俱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意识到这一权利并开始争取自由权的过程在历史上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

从14世纪到17世纪，文艺复兴引发了人文主义的复兴，强调人类的理性、价值和潜力。人文主义思想鼓励个体关注自身的经验和思想，认为每个人都应有权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目标。这种思想直接促进了对个人自由的认可。在此背景下，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促使人们对宗教权威进行质疑和反思。改革者（如马丁·路德）借助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人信仰的自由，进而促进了对信仰选择和思想多样性的认可。

进入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强调理性、科学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思想家如约翰·洛克提倡自然权利，认为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为后来的自由意识觉醒打下了理论基础。同时，平等与民主思想的兴起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在英国和法国，社会契约论的兴起引发了对政治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讨论，为人民要求政治参与和自由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明确宣告了人生而平等的权利，强调每个人应享有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多种形式。这些历史事件共同促进了人们对自由权的认识与争取。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追求自由了？

首先是对个体的好处。自由能够提升人的幸福感，拥有自由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生活决策拥有控制权。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并自由追求各自的目标、理想和兴趣。这种自主性使个体更容易实现自身潜能并感受到成就感。

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个人成功实现目标或发挥潜能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与幸福感的体验密切相关。多巴胺的释放不仅增强了愉悦感，也鼓励个体继续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目标。而如果个体受到压制或强迫时，则会产生焦虑、恐惧或不安等负面情绪。

那有人会说，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也可能比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更幸福。比如说，朝鲜人声称自己感受到伟大领袖的爱戴，从而感到幸福，而憎恶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

应该说并没有民意调查或可靠数据用于支撑这种观点。如果只依赖朝鲜官方节目中的片面陈述，这完全是由于朝鲜政府对媒体和信息的严格控制，以及通过宣传机器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此外，持不同政见或发表负面观点在朝鲜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他们既不自由，也不幸福，相反，处于匮乏和恐惧中的生活与自由和幸福相距甚远。

而且，即使这种观点是真心的，但这是朝鲜封闭的环境使公众难以接触外部真实信息的结果。这种信息缺乏使得他们无法真实地比较自己的生活状态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情况。信息屏蔽和洗脑宣传导致公众产生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反应。

其次，是自由对国家和社会的好处。

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通常拥有多样化的思想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这种碰撞产生新思路和创新解决方案。在开放的环境中，个体更愿意尝试不同的想法，进而带来社会整体的活力和发展。

以中国南宋为例，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相对宽松的社会管控和较高的自由度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创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GDP在世界总量中超过一半。其后的元明清中国则步入了黑暗的时代，野蛮、封闭、残忍的专制统治压制人民的思想和社会活力，人民变得麻木愚昧，社会死气沉沉，国家在残酷压榨、血腥暴动之间轮回，文明发展停滞不前。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思想、新创造。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环境中，个体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质疑现有的观点并进行创新。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思想的碰撞和自由的交流。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当然，专制也有专制的优点。就像中国人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的背景下，专制可以有更高的执行效率。因为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领导者手中，决策过程相对快速，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尤其在应对紧急情况或危机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初期，中国政府快速的决策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可以迅速的抑制疫情传播。然而， 也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领导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了公众的基本权利之上。是人都会犯错，高层领导错误的决策也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例如，新冠清零政策导致的种种不人道的手法，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死亡。更早的毛时代，领导人一拍脑袋就推进的”大跃“运动引起的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除了带来社会创新，自由还可以促进社会美德。

政府部门的清廉和公正是整个社会美德的基石。在自由社会中，公民可以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关注政府政策的实施和效果。在公民的监督下，政府和组织需要公开其决策和财务状况，透明的决策和运作使得腐败行为难以隐藏。如果有渎职或腐败行为发生，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保障人民可以曝光不当行为，集会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可以用来施压相关部门，问责相关官员。事实也告诉我们，自由社会比专制社会有更高的清廉指数。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得分较高的国家（代表较低的腐败水平）往往是民主的、自由的国家。

在政府部分之外，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自行创立各种非政府组织（NGO），推动社会关怀和公益活动，为弱势群体发声，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例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是一家全球性的NGO，专注于维护人权与倡导。它通过全球范围的活动和报告，揭露侵犯人权的政府和组织，遏制这些暴行。还有像“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这样的组织，致力于在危机地区提供医疗救助。这些行动和组织激励和引导着更多的人参与到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事业中。

参观国会大厦结束后，我漫步走向华盛顿纪念碑。阳光依旧灿烂，沿途不同肤色、种族、性别的人们享受着阳光，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在这里，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所述：

“所有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