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根据YouTube视频二爷故事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早年经历

江泽民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也就是今天的扬州。他家里比较有钱，祖父江石溪早年是医生，后来弃医从商，是一家船运公司的扬州代办，家境殷实。他们家当时在扬州有一座大宅院，就挨着京杭大运河。

因为祖父喜欢读书，这一点也对江泽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泽民高中毕业于省立扬州中学，和著名的文豪朱自清是同学。他的父亲叫江世俊，另有一个叔叔叫江上青，是中共的地下党员。1938年，江上青在安徽意外身亡，当时年仅28岁。因为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他的大哥江世俊将自己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他，作为传统上的儿子来祭奠江上青。当时江泽民已经12岁了，因此名义上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

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不懂得什么叫做“过继”。中国人在传统上非常重视传宗接代，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在宗法关系中，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香火举行祭祀，这种习惯在如今的中国农村依然广泛存在。以前没有儿子的家庭为了传承，通常会从比较亲近的宗族中找一个男孩来继承家业。

江泽民有三兄弟，江泽君、江泽民、江泽宽，江泽民排行老二。因此他的父亲把三个儿子中的一个过继给自己的兄弟，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操作。也正是因为这一次“过继”，让江泽民成了所谓的烈士子女，这在1949年后对于他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江苏都是沦陷区，属于汪精卫政权的管辖。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南京的中央大学电机系。汪精卫政权垮台之后，国民党政府不承认这些大学的成绩，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重新考试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江泽民也在其中，因此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示威活动，并最终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江泽民转入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于当年毕业。大学毕业后，江泽民留在上海，在海宁洋行当电力供应工程师。海宁洋行是一家专门生产冰淇淋的企业，有很多大型的冷藏设备，经常需要保养和维修，江泽民的工作就是做这个。

1949年之后，海宁洋行被中共国有化，变成了上海益民食品公司，江泽民也公开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成了公司的党代表兼动力车间主任。随后，他就在这里遇到了人生中的大贵人。

贵人相助

当时江泽民所在的上海益民食品公司的总经理叫戴锡可，是个女性。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不熟，但她老公的名字大家肯定都知道，他的老公叫汪道涵。没错，就是海峡两岸著名的“汪辜会谈”里的那个汪道涵。

汪道涵其实也是中共的老革命，他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读书，曾在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就读，后来加入中共，并成为新四军的骨干，长期在安徽工作。1949年后，汪道涵当上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主管上海的工业，算是实权人物。

中共在建政之后正值用人之际，因为江泽民工作比较突出，他的上司戴锡可就向自己的老公推荐了江泽民，江泽民也因此进入了汪道涵的视野。除了老婆的推荐之外，江泽民和汪道涵还有一层关系。汪道涵曾在安徽闹革命，而江泽民名义上的父亲江上青之前也是在安徽，两个人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地下党，彼此认识而且还是密友，所以江泽民按辈份应该叫汪道涵“世伯”。有这两层关系，汪道涵对江泽民的大力栽培和提拔也就毫不意外了。

1950年，年仅24岁的江泽民就当上了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党委书记、副厂长。第二年又转任更大的中国肥皂公司的副厂长。1953年，汪道涵升官，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也跟着他进入了正式的仕途。

1954年，江泽民被派往新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技术官僚生涯。作为中国电机电气方面的技术专家，他因此获得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敢奢望的出国考察机会。他曾被送到苏联培训两年，因此会俄语。在担任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以及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期间，江泽民作为中共的代表，还经常参加日本、法国、德国等地举行的国际电工年会，因此他的英语也很好。这些宝贵的开阔视野的机会以及外语的学习，对江泽民后来的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文革开始后，他的大靠山汪道涵被批斗下台了，对江泽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武汉被停职两年，随后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但随后，中共因与苏联关系恶化，遭到社会主义阵营集体排斥，在国际社会非常孤立。因此，中共迫切希望用利益来拉拢某些国家。为此，周恩来大笔一挥，答应无偿帮助罗马尼亚建立15所机械制造厂。由于这个项目，作为专家的江泽民被重新启用，从牛棚中拉出来，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并外派到罗马尼亚完成援建任务。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当时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的赏识。周建南是原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

尽管经历了不少的惊险，从政后这些起起伏伏，江泽民基本上还是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站稳了脚跟。他本身谨小慎微，没有明显的个人政治表达，是中共最喜欢的那种可以当作工具人的知识分子，这为他在文革后期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主政上海

1978年，中共开始了改革开放，江泽民的大靠山汪道涵也平反复出，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在汪道涵的大力提拔下，江泽民从机械工业部调到国务院专门设立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此期间，江泽民多次率团出国考察，他回国后制定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该草案包括授权地方政府减免税收、转让土地、保留外汇、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等内容。

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当年的环境下提出来，确实需要魄力。也正因为这些成绩，江泽民作为专业人才进入了中共大佬陈云和邓小平的视野，随后迎来了仕途的重大突破。198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83年又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晋升为正部级大员。

1985年，江泽民的恩师、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休。在退休前，汪道涵再一次向中共高层举荐江泽民来接替自己。随后，在1985年的7月，江泽民就接替汪道涵上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又成为市委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江泽民在主政上海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宣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加强科技引进以及交流培训等等。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并没有为他带来仕途上的加分。在中共这个讲究出身和派系的政党中，随着恩师汪道涵的退休，已经60多岁、年龄偏大的江泽民在中共高层并没有过硬的靠山。他也清楚自己的仕途可能已经没有上升空间。

因此，在1989年到了退休年纪之后，江泽民甚至已经为自己规划了退休的路径。他没有去政协和人大这种养老的地方，反而选择了回归大学。1989年的3月，已经63岁的江泽民受聘为上海交大的教授，准备回归讲台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仕途在这个时候才迎来了真正的转折。

六四事件

1989年3月，江泽民刚准备好退休，结果5月胡耀邦就去世了。全中国随即爆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要求政治改革。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当然也不例外。北京的大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上海的各大高校的学生也开始上街游行示威。

当时，上海有一家报纸，叫《世界经济导报》，其主编是钦本立。这家报纸创刊于1980年，是当时中国最大胆、最新锐的报纸，旨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胡耀邦去世后，这家报纸不避危险，推出了悼念胡耀邦的特辑，其中包括公开抨击中国的老人政治和胡耀邦非正常下台等内容。

这些敏感的内容准备刊发时，受到消息的江泽民感到非常惶恐。他知道这种指名道姓批评老人政治绝对是犯了邓小平的大忌，作为上海的一把手，他必然要被连累。他一辈子谨小慎微、唯命是从，马上就要混到退休了，不想节外生枝。因此，江泽民强硬要求《世界经济导报》的主编钦本立删除这些内容。

然而，钦本立是个硬骨头，他根本不听江泽民的要求，原封不动地发表了。这个事件让江泽民非常震怒，他事后马上派手下、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曾庆红，开除了钦本立，并立刻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这件事自然而然引发了上海舆论的大幅度反弹，随后上海就有1万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接着又陆续有10万名市民参加，要求江泽民给个说法，甚至还有450个学生跑到上海市政府门口绝食抗议。

上海的事闹大了，江泽民作为始作俑者当时非常惶恐，专门跑到北京，想跟总书记赵紫阳解释情况。赵紫阳本来就比较同情学生，因此对江泽民的做法非常不满，只对江泽民说了一句：“你把问题复杂化了，搞糟了。”江泽民当时虽然已经进入政治局，但并不是核心权力圈的人。他虽然知道赵紫阳和邓小平不合，已经快要撕破脸皮，但并不知道赵紫阳即将被赶下台。因此，被总书记这么一通批评，让他更加惶恐。

江泽民随后回到上海，想办法自救。1989年5月16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著名作家沙叶新当时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沙叶新写了一篇文章《1989年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的接触谈话》，其中提到江泽民为了缓和矛盾，居然当着大家的面狠狠自我批评，甚至称自己为“缩头乌龟”，希望尽快平息事态。

当时，沙叶新也很不给面子，直言批评江泽民不够民主。江泽民不敢生气，甚至还说沙叶新说的对。

江泽民虽然面对民间的舆论暂时服软，但其实他很清楚高层元老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所以，他一方面按照赵紫阳的要求，表面上认错服软，一方面又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指示。

在1989年的5月25号，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在上海转机的时候，江泽民亲自向万里转交了邓小平的亲笔信，把万里强行地留在了上海。当时，万里是赵紫阳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盟友，全国人大也是唯一能够从法律上推翻戒严令的机构。万里被强行留在上海不能返回北京，实际上就宣告了赵紫阳最后一搏的失败。知道无济于事的万里也迫于无奈，最终被迫宣布支持戒严。这一下赵紫阳就彻底无力回天了。

所以尽管在六四事件之后，左右为难的江泽民万分煎熬，但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他查封《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截留万里这两件事，反而为他在关键的时候递上了合格的投名状，赢得了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一举逆转了他的仕途。

意外当上总书记

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元老，在决定拿下赵紫阳之后，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确切地说，是找不到陈云和邓小平都满意的人选。中共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实际上背后掌舵的是三巨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是国家主席，三个人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

陈云把控的这个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当初邓小平扳倒华国锋之后，为了扶持自己人上位，减少元老们的阻力，就把之前的元老集中起来，搞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第一届有172个人，简称中顾委。不太恰当地说，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中顾委的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顾委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级别和政治待遇上也是对等的。所以这些老家伙虽然没有实际的职务，但却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实际上是凌驾于中共政治局之上，暗中依然决定着高层权力的分配。

陈云作为中顾委的主任，元老的代表，政治能量其实不在邓小平之下。邓小平和陈云两大巨头，在党内都是树大根深，有自己强大的派系，所以话语分量最重，是中共实际上的幕后操盘手。中共内部当年有一种说法：在用人上邓小平有提名权，陈云有否决权。

这两个人虽然在保住中共政权、拒绝民主变革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治国理念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简而言之，陈云在中共建政之后就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拥趸，所以被视为保守派，更倾向于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意识形态方面，也倾向于列宁主义。而邓小平在力推经济层面的改革，希望在牢牢把控政权的基础上推行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实用主义。这也导致两个人在治国理政、用人思路上的不同。

邓小平在接连废掉自己提拔的胡耀邦、赵紫阳之后，也触发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反弹——你自己提拔的人接二连三地换，这说明你看人不准。所以陈云在赵紫阳下台之后，和李先念一起立马提名了江泽民。

陈云和李先念为什么会看上江泽民？主要有两点。第一，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中查封《世界经济导报》，立场倾向于党内的保守派，被赵紫阳和民间舆论骂得狗血淋头，这算是无意中递上了一张政治可靠的投名状。作为党内保守派的大佬，陈云当然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可靠，不会像政治改革派那样，以后挖他的祖坟。

第二点，江泽民是技术官僚出身，是个干活的，没有参与过太多的权力斗争。他的大靠山是汪道涵，而汪道涵严格地说，属于中共早期的华东派系。这个派系和陈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个派系的很多人物，包括汪道涵都曾是陈云的部下。所以广义上来说，也算是陈云派系的一个山头。作为汪道涵的徒弟，江泽民虽然和陈云在履历上没有什么交集，但很显然更容易被陈云所接受。

那么邓小平最终为什么接受了陈云的提名？这与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后的处境有关。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虽然拿下了赵紫阳，但不仅在党内遭到其他元老的空前质疑，而且因为血腥镇压，民间口碑跌落谷底，政治威望遭到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掌握军权，但想要再次提名自己人恐怕难以服众。所以只能暂时与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妥协，被迫接受江泽民作为总书记的人选。

就这样，在党内元老的权力斗争与算计中，江泽民作为妥协人选，在惶恐中被推上了总书记的宝座。

夹缝中生存的总书记

1989年5月29日，一架空军专机从上海起飞，降落北京。这架飞机带来的就是未来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2009年，香港的《亚洲周刊》曾刊发一篇未透露姓名的前中共高层的回忆文章，标题为《江泽民接班：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文章提到，江泽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共元老接到北京，面见邓小平。邓小平当面通知他准备让他当总书记。当时江泽民极为惶恐，多次委婉拒绝。他说，如果让我当总书记，就只能算是小学生水平。最后邓小平大怒：“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江泽民听到这话后才闭嘴。

这段历史虽然无法证实，但基本符合江泽民当时的处境。总书记的位置当时确实是一个烫手山芋，极其危险。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未能完成任期就被废黜。一大堆太上皇压在头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坐上这个位置，都如坐火盆，岌岌可危。江泽民显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受。

之前，江泽民只是政治局委员，并非常委，所以直接担任总书记，相当于连升两级，属于破格提拔。而且在主政上海之前，他一直是负责具体事务的技术官僚，没有中央任职经历。从从政履历上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中，随便一位老家伙的履历都比他更强。这样的人突然被推上最高位，那种惶恐可想而知。他的处境确实只能用“凶险”来形容。

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高层左倾思潮大幅回潮。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公开提出要重点防止和平演变。不仅取消了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诸多政治改革措施，连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也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江泽民是陈云推上来的，并非邓小平中意的人选，是元老妥协的产物。所以他作为一个在中央没有根基、缺乏依靠的技术官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江泽民只能选择当墙头草的策略，谁的拳头硬就先听谁的。

1989年11月，在六四事件中威望大受打击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念念不舍地退休，勉强算是对六四事件的交代，将军委主席职务交给江泽民。但与此同时，陈云并未退休，仍然是中顾委主任。此消彼长之下，所以江泽民觉得：我还是要暂时听陈云的。

他遵循陈云的意见，在中央党校大搞所谓的“防止和平演变”培训班，还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纪念会上公开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他甚至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在湖南搞试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典型的文革复辟。

那么江泽民是不是真的就从内心认可这些措施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从江泽民主政上海的表现来看，他虽然没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开明，但是也绝对算不上保守。很多的改革措施都算是走在前面，很有力度的。虽然他在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这件事上不得人心，但这是他一贯谨小慎微、看菜下饭的性格决定的。

陈云的派系当时在中共高层一手遮天，他这个傀儡总书记必须讨好。然而，他这些做法最终激怒了邓小平。这个表面上退休的一号大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挑战他定下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所以，他对于江泽民以及江泽民背后的陈云，很快就采取了敲打的行动。

南巡之变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虽然名义上退休了，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特别是在军权上，他给江泽民埋了很多雷。比如，他让亲信杨尚昆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让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担任军委秘书长。杨家两兄弟事实上掌控了军队。江泽民从来没有沾过军队的事务，他这个军委主席在军队内部毫无根基。当时，完全就是个摆设，实际上军权还是牢牢掌控在邓小平的手里。

随着江泽民在从政思路上越来越靠近陈云，邓小平坐不住了。他之所以能取代华国锋，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这块招牌。否定了改革开放，事实上也就否定了邓小平。江泽民跟着陈云走回头路，虽然不一定是真心，但这绝对是邓小平不可容忍的。这也就拉开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序幕。

在南巡之前，1991年1月底，邓小平先是跑到上海去过春节，对着他提拔起来的朱镕基指桑骂槐，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大胆推进改革、不准走回头路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在敲打江泽民。但是，让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次讲话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产生作用，甚至大部分的党媒都没有刊登他的讲话。愤怒不已的邓小平，这才策划了南巡。

了解中共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印象，毛泽东搞权力斗争常用的路数，就是先到处巡视给舆论造势，等舆论起来了再发动斗争。邓小平在这方面深得老毛的真传。他要敲打江泽民和陈云，就采用了这一招。

1992年1月，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重磅言论，比如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邓小平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十分直白的威胁。他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什么职务都没有的元老，但是他南巡的时候，公然在广东珠海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杨尚昆、刘华清、杨白冰等军队的实权人物，但居然没有军委主席江泽民。这在古代，简直就是谋反。

这可以看出，当时谁才是真正的背后大佬。在这个会议上，杨白冰也公开发表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个话不是乱说的，言外之意就是表白军队支持邓小平。

实际上，邓小平也确实不是说着玩的。他在南巡之后两个月，也就是1992年4月，又跑到首钢去视察，公开说：“朱镕基懂经济，对朱镕基用晚了。”朱镕基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实际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准备用朱镕基替换江泽民。

江泽民这样的聪明人，对于邓小平这些动作和讲话不可能不明白。虽然他有陈云撑腰，可是陈云没有枪杆子。要是邓小平来硬的，谁也没有办法。夹缝中的江泽民当时也感觉到不妙，知道墙头草的策略是走不下去了。最终，权衡再三之后，他还是认清了形势，抛弃了陈云的政治路线，果断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

陈云在邓小平公开发出换人威胁后，为了保住江泽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人可以不换，但是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必须贯彻。

随后，江泽民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并且要求全体党员深入学习。这就相当于正式宣告了邓小平南巡的政治目的已经完全达到。

江泽民的政治转向，最终让他度过了战战兢兢、两面不是人的难关，避免了重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覆辙，但是他的权力之路远远还没有到平坎的时候。当时的江泽民面临三大危机。

上台之初的三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邓小平并不信任他。

虽然江泽民表态效忠，拥护改革开放，但毕竟是陈云的人。邓小平也知道，自己是靠“枪杆子效应”在南巡之后暂时压倒了保守派。因此，邓小平不可能将江泽民当作自己人，对他的信任甚至还不如赵紫阳。

邓小平虽然拿下了赵紫阳，但赵紫阳毕竟是他最初看好的改革人选。只是因为两人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然而，邓小平的内心始终看好赵紫阳。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曾在2004年专门去看望被软禁的赵紫阳。他提到，赵紫阳透露在邓小平南巡之前，邓小平多次派人悄悄联络他，说只要赵紫阳认错，承认六四事件中自己有错，就可以复出，甚至重新担任总书记。然而，赵紫阳选择了硬骨头的态度。他对邓小平的权力手腕看得太清楚，宁可被软禁也绝不认错。

邓小平无奈之下，只好另选目标，不遗余力提拔朱镕基，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他。其实目的很明显，就是始终不满意江泽民。

第二个危机是军权旁落。

邓小平在军委高层安插了杨尚昆、杨白冰两兄弟，完全掌控了军权。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却有名无实，对军队事务基本没有话语权。

杨家兄弟依仗邓小平这座大靠山，在军队内部树大根深，对江泽民完全不放在眼里。军委召开会议、提拔将领，全是杨家兄弟一手操控，甚至都不通知江泽民。

中共历来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老大。所以，只要一天不掌握军权，江泽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就不得安稳，始终要看人脸色，仰人鼻息。

第三个危机是政敌林立。

江泽民从政治局委员直接被提拔为总书记，当时党内比他履历更强的高层不计其数，不可能都心服口服。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总理李鹏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陈希同是邓小平的人，二人都算根正苗红，在党内地位也一直高于江泽民。李鹏在1983年就任副总理，1988年任总理，是党内的实权二把手；陈希同在1983年任北京市市长，1988年担任国务委员，职务上也高过江泽民。

更重要的是，李鹏和陈希同在六四事件中力主镇压，积极实施，自认为是保住中共政权的功臣。按理说，六四之后论功行赏，他们应该得到提拔。然而，一夜之间，最大的“桃子”却被江泽民摘了。一个干活的技术官僚转眼就变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这让李鹏和陈希同无法接受。

因此，这两位实权派与江泽民明争暗斗、四处埋雷，江泽民不可能好过。

正是因为面临这三大危机，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看好江泽民，认为他只是个过渡人选，下台是迟早的事。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泽民在亲密战友、首席军师曾庆红的谋划下，展现了高超的权力斗争手腕，最终扭转了局面。

剪除杨家将

曾庆红之所以能够成为江泽民的左膀右臂，与他的身份和经历密不可分。曾庆红是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他的父亲曾山是中共内政部部长，还当过上海副市长，长期主管华东地区的财经工作。曾庆红从小在北京长大，与许多中共的太子党是发小，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因此，他在红二代中人脉极广，从小耳濡目染，工于心计，对政治斗争可谓无师自通。

曾庆红在1984年到上海工作后，一直是江泽民的下属，可谓左膀右臂。在许多重大方针上，都是他为江泽民出谋划策，说他是江泽民的首席军师毫不为过。江泽民当上总书记后，立刻安排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最终又接替温家宝，成为他的首席幕僚。

为了帮助江泽民稳住位置，曾庆红分析了形势，认为江泽民面临的三大危机中，最迫切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军权。为此，曾庆红献上了一条毒计——离间计。

1992年8月，在中共十四大前夕，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中风住院，一度传出病危。这件事让掌握兵权的杨家兄弟非常不安，因为他们最大的靠山就是邓小平。如果邓小平突然去世，他们能否继续控制军队将变得不确定。

因此，杨家兄弟在此时走了一步臭棋。他们于8月下旬在北京秘密召集46位军队高级将领，召开所谓的碰头会，商讨军队人事议题。杨家兄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趁邓小平还在人世，赶快将自己派系的人提拔上来，彻底掌控军队。

会议结束后，杨白冰拟定了一份所谓的“百人名单”，要求江泽民审批同意。毕竟，江泽民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然而，杨家兄弟的行为却犯了大忌。军队将领在元老病危时私下串联、要挟升官，这等同于“佣兵谋反”。这不仅对江泽民构成威胁，也威胁到了邓小平的权威。

江泽民和曾庆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实施离间计。曾庆红精准地把握了邓小平的两大心理弱点：一是最恨别人挑战他的权威，二是最顾忌有人为六四事件平反。

针对这两个心理弱点，曾庆红策划了精妙的离间行动。他首先找到发小邓朴方，告知杨家兄弟趁邓小平病危时私下夺权，拟定百人名单，企图将自己派系的人全都安插进军队。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邓小平在权力的掌控上是向来不允许别人挑战他的。当年胡耀邦不过是说了一句“邓小平同志应该带头退休”，便被他怀恨在心并废黜。杨家兄弟虽然是他的心腹，跟了很多年，但归根结底也只是“家奴”。主人对家奴再满意，也绝不容许他们自作主张分配权力。因此，杨家兄弟在邓小平病危时私自决定晋升名单，这种逾越权力的行为必然引发邓小平的猜忌。

不过，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邓小平下决心换掉杨家兄弟。于是，江泽民又发动了第二波离间计。他通过薄一波向邓小平告状，称杨尚昆同情赵紫阳，并可能在邓小平去世后为六四事件平反。

这个话就很狠毒了。杨尚昆这个人，虽然是邓小平的铁杆，但他的个性和邓小平不太一样。他在六四事件之初，确实是反对武力镇压的。即便后来按照邓小平的命令调动部队进入北京，他也曾公开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也就是说，作为“刀把子”，虽然六四镇压他难辞其咎，但总算还有一点底线。

杨尚昆是不是真的说过要为六四平反呢？私下里可能确实有类似表态。前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政蒋彦永，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见者。他所在的301医院是中共的高干医院，几乎所有中共高干都在这里看病。作为外科部负责人，蒋彦永能接触到许多高层领导人。

2013年，退休的蒋彦永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他在杨尚昆退休后曾问过他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杨尚昆承认，六四事件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将来一定会得到纠正。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可见这些内容较为可靠。

可想而知，这些“黑材料”对邓小平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六四事件是邓小平最大的心病，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为六四翻案，将他作为事件背后的“屠夫”揪出来鞭尸，那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世英名就完全毁了。因此，江泽民和曾庆红告这两个状可以说是精准地戳中了邓小平的痛处。

邓小平玩了一辈子的权力斗争，没想到夜路走多了，还是难免老糊涂，掉进了江泽民和曾庆红挖的大坑，被迫自断双臂。很快，邓小平决定在中共十四大上剥夺杨家兄弟的军权。杨尚昆不仅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了江泽民，同时还卸下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杨白冰则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政治部主政的职务。

随后，中共军委和各大军区高层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杨家将自此退出历史舞台。江泽民借机提拔郭伯雄、徐才厚等亲信，逐步控制军队，消除了心头最大隐患。

安抚李鹏，除掉陈希同

在除掉威胁最大的军头后，江泽民对政敌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恩威并施。

对李鹏，他采用了“胡萝卜”的策略以拉拢。李鹏也是陈云提拔的人，虽然能力平平，个人素质也远逊于江泽民，但论出身和资历却一直高于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中，李鹏之所以积极扳倒赵紫阳，就是为了更进一步，争取总书记的位置。然而，论功行赏时，他却没分到一杯羹。因此，李鹏从内心里不可能支持江泽民。然而，江泽民精准地把握了李鹏私欲重的特点。江泽民第一次外出巡视，就选择了李鹏主导的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从论证开始便有许多反对声音，许多人认为弊大于利。如今看来也确实是如此。

力推三峡工程上马的就是李鹏。他从政前半段主要在水利和电力系统，曾任东北电力管理局、北京电力局和水利电力部的领导。在电力系统内，李鹏利益深厚。可以说，水利电力就是李家的“自留地”。包括他的子女，如李小鹏、李小琳，也都在电力系统谋职，李家几乎把控了整个中国电力系统。因此，李鹏无视专家反对，一心强行上马三峡工程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就是他们家的产业。

江泽民也抓住了李鹏的这个小心思，选择配合他，让人大强行通过三峡工程的预案。作为政治利益交换，李鹏在行政事务上也不得不配合江泽民，无法再提出反对意见。

而对另外一个政敌陈希同，江泽民就采取了“大棒”的政策。陈希同作为最挑事的地方诸侯，他当初是邓小平提拔起来的，因此对陈云推荐的江泽民自然看不上眼。陈希同屡屡与江泽民唱对台戏，甚至动了扳倒江泽民的心思。他知道邓小平一直对江泽民不满，于是在1995年初联合了17个中央委员写信给邓小平，要求撤换江泽民。

对于这种公开挑战自己的地方诸侯，江泽民必须除掉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没错，就是反腐。1995年，北京首钢的董事长周冠五因为贪污问题被撤职。周冠五与陈希同及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关系密切，江泽民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立即指示纪委深入调查。

结果，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受牵连，于1995年4月举枪自杀。王宝森的畏罪自杀被曾庆红暗中鼓动媒体炒作，引发全国轰动。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党媒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甚至出现了一句流传广泛的谚语：“台上是孔繁森，台下是王宝森。”

作为王宝森的直接后台，陈希同自然无法脱身。由于案件牵涉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邓小平心知肚明，只能选择保住儿子，放弃陈希同。最终，陈希同以受贿罪被判刑16年。

扳倒陈希同的同时，江泽民也敲打了邓家。这一招堪称一石二鸟，从此太子党和地方诸侯都不敢公开挑战江泽民，江泽民终于稳住了脚跟，成为真正的总书记。

由于作为元老院的中顾委已经在1992年撤销，加上陈云在1995年去世，这时唯一能制约江泽民的就只剩下风烛残年的邓小平。然而，经过江泽民的一系列权力操作，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无力换掉他了。

施政之得

江泽民自称他任内干了三件大事和一件小事。三件大事分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以及创立“三个代表”思想。而那一件小事，则是禁止军队经商。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自我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江泽民在掌握实权后，并没有抛弃邓小平的路线。从个人角度看，他毕竟是个搞技术出身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保守。从内心来说，虽然邓小平一直不喜欢他，甚至想换掉他，但江泽民很好地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贯彻了改革开放路线。

比如邓小平提拔的朱镕基，本来是打算用来替换江泽民的。但江泽民了解朱镕基的能力，因为他们曾在上海共事。因此，在邓小平1997年去世后，江泽民并没有排挤朱镕基，而是让他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这方面可以看出，江泽民有政治家应该有的眼光，没有说因为你是我潜在的竞争对手，我就一定要搞死你。

朱镕基任内推行的雷厉风行的各项改革，例如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房地产调控以及教育医疗产业化，如今看来有利有弊，但当时阻力巨大。这些改革最终能够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泽民的鼎力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这种人可能也只有和江泽民搭档，才有施展能力的空间。

同时，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国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普通民众在言论上有一定自由。当时，中国民间网络上流传许多关于江泽民、李鹏等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笑话，甚至是黄段子，尤其是关于江泽民与宋祖英、李瑞英的那些段子。然而，鲜少有人因此被“寻衅滋事”。

甚至一些著名的政治反对派还能出书。我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公安大学读书，担任学校团刊的主编。我曾代表学校团委邀请一些参加过六四的知识分子到公安大学做学术报告。当时这一切都被视为正常，没人反对。这些放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公安大学这种政治院校，即使在普通院校，也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江泽民任内打击气功和伪科学，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讲科学的一面。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各种气功和伪科学横行，甚至出现了全民气功热。各种神棍和骗子横行无忌，骗财骗色，甚至登堂入室，得到了很多国家机构的背书，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当时，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因发表反气功、反伪科学的文章，被人攻击，甚至被政府部门点名批评。江泽民为了鼓励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支持他，并表示：“我就不相信水能变成油。” 正是在江泽民的任内，这些气功神棍们最终遭到打击，销声匿迹，这也使得江泽民成了法轮功最恨的人。

江泽民时期，坦率地说，政治开明度虽然比不上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比起后来的胡温时期，还是要好得多，更不用说习近平时期。政治开明度反映的是领导人的胸襟和眼光。越是自信的人，越可能开明；而狭隘、自卑的独裁者越不允许别人说话。

在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深入。GDP年均增长9.3%，领跑全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升至第六位，开始大踏步超越西方国家，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改革开放也逐渐成为中共党内的主流共识，再无人敢公开反对。

在外交方面，江泽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务实、最成功的党魁之一。他年轻时多次出国考察，本身外语很好，对西方文明有一定了解。他喜欢听交响乐，甚至在1999年公开要求自己的子孙全部学会英语。

在他任内，尽管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1998年美国轰炸中共驻南联盟大使馆等重大事件，当时国内群情激昂，军队内部甚至力主开战，一度几乎要和台湾、美国走到战争的边缘，但他始终能够审时度势，没有被民粹情绪所挟持，总是在关键时刻妥协求和，从未像习近平一样搞战狼外交。因此，中美关系不仅未因这些危机破裂，反而继续保持合作和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尽管国内一片欢欣鼓舞，江泽民却头脑清醒，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布什致电慰问和支持。中共官方至少在表面上站在了美国一边。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改变中美关系后来走向的关键一步，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缓和，最终帮助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胡温时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严格来说，胡温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泽民时期搞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基础。这体现了江泽民的国际视野和务实的外交手腕，是如今的习近平无法比拟的。

执政之失

此外，江泽民“三件大事”中的“三个代表”也值得一提。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从诞生起便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用暴力夺取政权后，这一定位并未改变。然而，这存在一个根本悖论：一方面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另一方面又说代表中国人民。按照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人民未必全是无产阶级，你又代表无产阶级，又代表全体人民，这不是自相矛盾，阎王爷骗鬼吗？

针对中共这个理论上解不开的bug，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起来都是空话、套话，但实质上是江泽民试图从理论上将中共从阶级斗争政党转变为全民党，以弥补中共理论上的bug。但是缺乏配套的政治改革，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空中楼阁。至于之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更是等而下之，纯粹的文字游戏，成了笑话。

尽管江泽民时期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但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完全停滞。此外，为了掌握权力并站稳脚跟，江泽民走上了培植派系、加剧党争的老路。他大力提拔来自上海的部下，成就了全清历史的“江派”。比如吴邦国、曾庆红、黄菊、徐匡迪、孟建柱、陈良宇、华建敏、陈至立等人，占据了高层大部分位置。这些人中许多并未在其他地方或中央部门历练，突击提拔很难服众。

不是说来自上海的干部不好，而是作为一名主管全局的政治家，不能任人唯亲、只顾小圈子的利益。这样做固然让江泽民迅速掌控权力，但带来的恶果就是政治生态的恶化。

紧跟着的胡锦涛，为了站稳脚跟，也大力发展自己的团派。那么党内那些不属于江派或团派的干部，即使再优秀，也没有出路。如果拉帮结派、不顾一切去拜码头才能在党内生存，那么还有谁愿意脚踏实地干实事呢？

这种党争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选择了无德无能的习近平作为接班人。习近平是江派大将贾庆林推荐给曾庆红，然后曾庆红又推荐给江泽民的。本来胡锦涛培养的接班人是李克强，但江派为了制衡团派，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在江派陈良宇倒台后，他们提名了看上去忠厚老实、便于控制的习近平。江派和团派经过一番争斗，最终妥协，决定习近平当总书记，李克强当总理。这一选择，为今天的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而江泽民对此难辞其咎。

正因为江泽民时期党争的加剧，中共内部的权贵经济问题尾大不掉，各大红色家族守着自己的自留地疯狂敛财。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着庞大的地产项目，李鹏家族掌握着电力系统，江泽民家族掌握着电信产业，朱镕基家族控制着金融投资等。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江泽民只能默许权贵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因此，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红色贵族和他们的白手套攫取，而底层人民只能勉强喝上一点汤。

江泽民更大的争议，或者说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一点，就是为了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尤其是与俄罗斯的争端，签署了一系列导致领土永久沦丧的条约。比如，1999年12月，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叙述议定书》，将中俄之间344万多平方公里存在争议的土地拱手相让，相当于三百个台湾，包括唐努乌梁海等历代中国政府都没有放弃、明确拥有主权的领土。

说实话，这些土地虽然事实上已经被俄国人吞并，但从国际法角度看是非法吞并，只要中国不承认，至少存在未来某天收回的可能。比如说某天俄罗斯解体了， 是有可能拿回来的。但是你现在签字确认，等于从法律上放弃了，那就是真的永远拿不回来了。

江泽民签署的这一系列协议，等于是永久性地放弃了中国的领土，慷祖宗之慨、绝子孙之路。这是不可被原谅的。

如何评价江泽民

2022年11月，96岁的江泽民因病去世。习近平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民间也有不少悼念声。毕竟，全靠同行衬托，有了习近平这种人的对比，江泽民的形象确实显得高大了许多。作为一个民国时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的说，江泽民在中共领导人中算是比较另类的。他通晓外语和音律，对西方文明和制度也有一定正面的评价和认知。尽管有时有时有附庸风雅的嫌疑，但毋庸置疑，他个人的素质相当不错。“小学生”和他比，确实是“Too Young Too Simple”，没法和他谈笑风生。

作为一名技术官僚，江泽民在当政的十三年中，虽然没有推动政治改革，仅仅在经济层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总体而言，他不独裁也不保守。这使得中国在平稳中高速发展，深度回归并融入国际社会，为胡温时期的经济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个人的施政风格较为温和，不折腾老百姓。在“六四事件”后，他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允许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讥讽和批评。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是难得的。

江泽民的这一施政风格，也为中共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更宽阔的生存空间。他在任内“抱住美国大腿”，这一点证明他非常清醒，也非常正确。相较之下，今天的习近平不自量力，大搞战狼外交，到处为人“指明方向”，妄图建立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却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围堵，导致经济一地鸡毛，被迫回过头去摇尾乞和。对比之下，“长者”确实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然而，江泽民毕竟是从中共体制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长期受党文化的熏陶和权力斗争的影响，使他不可能真正从内心认可西方的民主宪政。他施政的核心，始终以保住中共的江山为准绳的。因此，他的开明与改革始终是有限的，始终打折扣的。

2010年初，赵紫阳的老部下、前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书中披露了赵紫阳对江泽民的评价：

“中国不论搞什么，
首先要解决专制问题….
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
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这也揭示了江泽民的历史地位注定比不上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根本原因。江泽民在经济改革上的功绩，并未解决中国深层次的问题，而只是延缓了这些问题的爆发。他在政治上的治国方式，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固有弊病，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文革的回头路。

坦率地说，江泽民在个人素质方面确实比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强。但在政治改革的认知上，他的水平却远远落后，可能还不如温家宝。

今天我们很多人怀念他，怀念当年宽松氛围下的“长者趣事”以及特有的“膜蛤文化”，实际上也是因为习近平当政后倒行逆施的衬托。然而，江泽民选择习近平接班，注定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很可能为他、也是为中共这个政党画上最后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