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由Youtube视频曹操说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针对国共内战中中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在日记里并没有痛骂毛泽东等人，他最痛恨的三个人分别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贵系军阀的头子李宗仁。而且他认为马歇尔要对国民党的失败承担最大的责任。

1960年左右，当时早就已经退休的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封写给美国大法官明顿（Sherman Minton）的信函里说：“你看看1950年的韩战，是我们把国民党那群混蛋给拯救了。你看，是我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让蒋介石摇摇欲坠的政权能够转危为安。因此，都是我的政策之下，今天才会有这个自由中国。”然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希望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不要杜鲁门的后尘，出卖我们中华民国，那就是万幸了。

美国不是国民政府的盟友吗？为何蒋介石会有这么一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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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内战中，主要参与的势力一共有四方：国民政府、中共、苏联和美国。我们先说中共在国共内战之前的准备。

中共的本钱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前，中共的部队不足2万人马，然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却发展成了拥有120万正规军队和200万民兵的强大军事力量。

在统治区域上，抗战爆发之前，中共的根据地只剩下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不足三个县的狭小地方，而且是穷乡僻壤，人少民穷，发展空间很小。没有苏联给钱，养活那点少之又少的部队都很难。但到了1944年，毛泽东在他《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说：“今天我们已经领导着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了。”

中共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撇开他的两个合法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不说，他还在全国发展了16个活动基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府，8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3个是军事区域。中共的势力范围超过了辛亥革命以后任何一家大军阀。

按照西安事变后的协议，原本中共政权和军队都应该归属于国民政府统管，但实际上中共完全自行其事，是一个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在经济上，中共没有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为不打日本而没有战争费用的巨大负担，而且还可以从国民政府拿到扩编军费，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从而买枪买炮，扩张军事实力。

国民政府获取财政收入靠收税，但中共不需要维持国家经济，它直接依靠抢劫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从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都构成了中共敢于发动内战的本钱。

谁发动了内战？

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呢？这一点在历史上几乎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正常来说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领导并坚持了全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

而且在抗战前，中共就已经宣布他的政权是在国民政府下面的地方政府，包括中共的军队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番号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而且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日蒋火拼”的路线，甚至主动勾结侵华日军一起打抗日军队。我之前有视频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传奇特工潘汉连之死》和《第一大汉奸毛泽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搜索看一下。

总之，因为中共坚持“假抗战、真扩张”的策略，早已经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实际上丧失了对日受降的权利。中共的百万大军在抗战中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甚至阴谋卖国，但日军一败，他们却立刻蜂拥而出，到处抢占地盘摘桃子。

随着美国在日本投降原子弹，1945年8月9日晚上，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即将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是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这个命令的本质就是抢占原本应该属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

8月10号晚上到8月11号下午的18个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的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

9月12日，中共竟围歼抗日名将马占山，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的东北挺进军3000余人。

10月17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等于是中共明目张胆地发动了内战。

8月28日，当毛泽东在蒋介石的三请四邀，特别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重庆和谈时，他临行前给已经抢夺了59个城市及广大地区的中共军队留下的命令，仍然是今后一时期内应继续攻势，还是一道赤裸裸的内战命令。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0天内，中共军队不仅又抢占了300座县城，而且为了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降，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他们切断铁路干线，抢夺交通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他们剪电线、扒铁路、中断平汉、津浦、胶济铁路近20次。他们还在河南掘开黄河，在江苏、山东决开运河，在河北决开永定河和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仅就这些中共的行动而言，中国内战显然就是中共发动的。

抢东北

在日本占据满洲国时代，日本实行日满一体的政策，对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洲国投入巨资进行开发，还将大量工矿企业迁到了满洲国。加上东北丰富的能源，因此这里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了当时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完备工业体系，包括铁路、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

在1945年，由于中国关内和日本都已经基本被二战摧毁或干扰，偏安一方的满洲国的工业规模，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日本本土，工业实力甚至排名亚洲第一。所以抗战结束后，谁占据了中国东北，谁等于就占据了中国的工业基地，拥有了争夺天下的最大资本。

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得很清楚。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投降，但战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而毛泽东要打内战和夺取江山的用心，也已经昭然若揭。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命令，要求以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洲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中共的多个部队向东北进军。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做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多个部队，一边配合苏军进攻闪海关，一边乘船从烟台渡海，试探武力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1945年9月14号晚上到15号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洛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了抓住这个被他们评价为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全等人与乌兹别克上校同乘飞机前往东北。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将之前的20万大军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变更为抢占东北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的一部分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国共《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因为他本来就要将重心放在抢夺东北上。

于是，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掉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日夜兼程的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为什么扔掉武器呢？因为一来走得更快，二来去了东北，那里有更好的。

到1945年11月底，中共军队已经有11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20多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1945年10月初，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的时候，10月4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经下了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给我”，也就是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

到了11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支枪和三百门大炮，而这只是开胃菜，后面中共从苏军手中所取得的物资是这个开胃菜的上百倍不止。至此，中共终于因为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1946年6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27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收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30万原本的伪军（即汉奸军队），还留下了8000的侵华日军。这支部队因为接受了日军训练，训练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共之前的军队。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后来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是之前的伪军，甚至还有成建制的日本人部队。

如此一来，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历史大戏拉开了帷幕。

宪政与谎言

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还是蒋介石本人，在抗日战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公告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军政训政的结束以及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是结束威权政府完全是有可能的。

蒋介石当然有彻底消灭中共的念头，但一方面迫于中国当时残破不堪的国情，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和民生，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强势要求（下文重点提及），只好对中共一再做出让步。国民党主动邀请中共参与和谈协商，还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几次对中共虚位以待。

然而和谈其实反倒给了中共扩大地盘、抢占东北的时间窗口。当战争利于中共的时候，中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当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中共高喊和谈，从而积蓄力量，伺机反扑。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不断累积了他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他们最终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确实，中共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中共也公开反对过内战，甚至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然而事后来看，这只不过是中共拖延时间的策略罢了。

具体来说，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是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蒋介石曾在1945年8月14日一天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其次，蒋介石因为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不敢来，还拜托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到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重庆和延安。第三，斯大林也因为蒋介石的请求，于8月20日致电毛泽东，要求他赴重庆谈判。因为斯大林并不觉得中共能赢，实际上抗战刚结束的时候，尽管中共穷兵百万，但与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此外，斯大林也想要拉拢国民党，毕竟这个党也是苏联扶持起来才得到中国的。

然而，从头到尾，毛泽东根本没有丝毫谈和的诚意。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次我们去的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其实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心话，这次和谈不过是一次战略欺骗罢了。

在双十会谈后，国民政府推动了政治协商会议，目的是希望推进宪政建设，将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当然也包括中共。然而，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好也是中共抢占东北和巩固东北的时候。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这封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在1946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所以那个时候，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因此，政治协商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为了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在1946年1月26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刚刚由中共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的部队是合法的，自治政府也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并用这些条件要挟政治协商会议——你不同意，我就不跟你搞政治协商。

国民党当然不会同意这个无理要求，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在1946年3月中旬攻陷四平、拿下长春，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照样按照它的既定方针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国民政府对中共还是采取“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政策。所以，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邀请中共参加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这个时候，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它便要求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先按照它的意愿改组政府，然后再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当蒋介石在1946年8月14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表示愿意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时，中共又提出了必须在40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10席，民盟占4席，并要求将一位无党派的席位交给中共来推荐，以求稳稳获得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得到最关键的否决权，借此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的提议不屑一顾，打算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由于国民政府没有同意，国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玩起了缓兵之计。

但是当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在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在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得到了解除时，为了得到否决权，中共又重新提出必须在政府委员中占14名，并要求政府军在关内的部队退回去。

最后，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经到了开会期限，国民政府为促使中共400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在11月8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等着中共。

然而，直到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还在11月11日以延安总部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12月16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宣称：“我军已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中共这种反复其实就是在军事上占上风的时候就打，打不过的时候就利用国民政府要搞宪政的愿望停战拖延时间，然后趁机偷袭。而且这个招数反复使用，成绩斐然。

其实国民政府当时要搞宪政是很有诚意的。1946年11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已经明确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这是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这部宪法当时中共也提出了很多的修改意见，合理的也都采纳了。这意味着按照这个宪法，其实各党派都可以参选，并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独裁。

然而，当中共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也就是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谈判条件，居然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显然，中共从来没有想过要民主制度下的和平，通过选票来参政，它一心想要的是自己独霸天下。

那么，中共玩这种伎俩，为什么国民党会心甘情愿同意呢？而且中共最终确实是在军事上战胜了国军。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另外两方势力，苏联和美国，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中共。

卖国换来的苏联慷慨

先说苏联如何帮助中共。关于这点，上文提了一部分，大家另外可参考之前的一期视频《苏联如何夺走中国国运》。总结起来，就是苏联武装了中共，将一支农民军队武装成为了现代化军队。中共打内战的本钱，一是靠八年不抗战所积累，二是靠出卖中国的利益向苏俄所换取的，尤其是第二点。

很多人只知道苏联帮助了中共，但不知道这种帮助可不是白给的。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洛夫、高尔金、哈尔根、巴布洛夫等人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在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协定规定，中共承诺苏联对中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中享有特殊权益；中共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的情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以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要用的外，中共要把其余的全部供应给苏联。同时，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等省的一些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朝鲜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这意味着中共不但要给苏联物资，还要把中国土地割让出去。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条款包括：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利；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军队要站在苏联军队一边作战；苏联可以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该派遣远征军十万人以及劳工两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按照这个规定，中共就彻底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中国也就彻底成为了苏联的殖民地、仆从国。因此，为什么中共建政后叫斯大林为“慈父”？因为他确实是俄爹啊。

这些卖国条约不但帮助中共全部接收了关东军的所有武器装备，还帮助中共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援助苏联的，总价值34亿美元的美式武器，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装备了11个现代化的师，训练了30万原本的汉奸军队，甚至还有部分苏联红军直接加入，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官，或直接成为中共解放军的空军和坦克兵。

实际上，到了国共内战中期，中共军队的武器现代化程度就已经超过了国军。因此，中共绝不是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而是依靠当时非常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在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和弹药支持下，在拥有了军事装备优势的情况下，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有人要问，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不是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国民党的军队都是美式装备吗？其实恰好相反，美国不但没有真正支持国民党，反而对中共夺取天下做出了完全不输给苏联的巨大贡献。

美国的天真

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因为战场位于本土，被德军入侵遭到破坏，所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如本土完好无损的美国。当时左右国共内战战局的关键其实是美国的态度，这一点斯大林也很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一开始要求共产党去参加国共和谈，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共产党还打不过国民党，一旦开战，美国肯定介入，而美国一旦介入，中共必败无疑。

然而，当时的美国有着反国家主义的传统，对专制政权深恶痛绝，而蒋介石的政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专制政权。虽然还到不了极权的程度，但至少是个威权政府，这恰好是美国很讨厌的。而当时中共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首先大打民主牌，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斗士和自由斗士。毛泽东亲自出面吹捧美国制度。中共建政以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对美国的民主极端推崇。

历史上，美国对中共的了解长期被一些左派记者和学者所误导。抗战期间，斯诺、史沫莱特、斯特朗等人争先进入中共根据地采访，回到美国之后对中共赞不绝口，义务为中共在西方做宣传。

除了美国民间对中共的无知，政府高层内也有很多亲共派。中国战区参部长史迪威，他的手下幕僚及重庆驻华使馆官员如戴维斯、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都同情中共，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立足于美国支持中共。后来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就是由史迪威一手促成，那次访问极大地提升了中共的地位和影响力。

为了迎接美军观察组，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庆祝美国国庆，赞美民主、美国和美国倡导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尊严，声称中共是民主美国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与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相同。毛泽东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

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按照西方世界的习惯，自然而然认为毛泽东以中共主席的身份所说的话不会是信口开河，认定他是真诚的表白。再者，他们本来就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人，中共与苏联不同，只不过是土地革命者。因此，他们听了毛泽东的民主谎言，竟以为自己遇到了知音，深信不疑。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他们赞美中共会带来一个全新民主中国的时候，延安正在进行一场地狱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运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数万名中共党员被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和反党分子，惨遭批斗、监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疯、逼死或处决。毛泽东还没有登基，就已经确立了党内独裁者的地位。

而那些指责国民政府一党专制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极权暴政为何物。除了轻信中共的谎言外，美军观察组还习惯用美国社会的眼光去解释极权社会的现象，自以为是地得出了种种幼稚可笑、甚至近乎荒诞的结论。例如，他们在延安街头没有看到警察，就以为共区安全祥和，而实际上延安监狱里政治犯人满为患；他们在驻地周围看不到乞丐，就以为中共的经济政策更好，而实际上当时中共主要靠种植和贩售鸦片毒品维持生计，也根本不会让人闲着。具体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毛泽东如何建立最大的武装贩卖鸦片集团》。

而且，中共在当地不但抢夺地主商人的财富，还征收所谓的抗日捐税，使本来就赤贫的陕北民众雪上加霜，甚至陕北出现过大规模农民逃离，农民们愤怒地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但是为了迎接美国人，任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都要被清理。美国人哪里能听到真相？

最为离谱的是，谢伟思根据中共不断扩张的根据地，误认为共军是在积极地进攻日军。

巧合的是，当时苏联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也派驻在延安，执行与美军观察组同样的任务，评估共军的抗日成果。作为自己人，他们的报告与局外人的美军完全相反。他的结论是，各地前线中共军队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军都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中共军队将领们都长期脱离部队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发现，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毛泽东指示大幅修改中共军队的战报，好给美军观察组查阅。更有甚者，他还得知中共与清华日军都结在了一起，交换情报联合抗蒋，合作打击抗日的国民政府。为了这件事，毛泽东还好一番给斯大林进行解释。

总之，极权社会展示给外人的都是光鲜的表象，下面掩藏的阴暗与龌龊是正常人无法用文明社会的逻辑推理来发现或解释的。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亲共势力足以左右最高决策层。罗斯福总统曾多次接见记者斯诺，对中共产生严重的误判，比如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这种天真可爱的想法让人瞠目结舌。

总之，中共强有力的宣传迎合了美国人的心理需求，经由美国驻华官员和记者传递到大洋彼岸，变成了一个很有市场的舆论——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中国人的政党，是主张土地改革的政党，是要求政治民主自由的政党。而这个观点一度在美国社会相当流行。

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美国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厌恶由来已久。国民政府是一个独裁训政的不民主政府，即便蒋介石个人是基督徒，也没有办法获得美国政府和民众真正长期的认同。

事实上，美国从国共内战前就已经介入国共纠纷。

在1942年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也就是中国对的抗战期间，史迪威通过马歇尔介绍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十分同情中共，他本人不坏，甚至说得上非常真诚善良，但越是这样的君子，跟流氓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是要吃大亏的。

他根据自己的简单观察就得出结论，宣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赤色分子，也就是革命分子。还说，革命是美国的传统，中国需要革命，因此美国应该支持中共。而他的助手中，像谢伟思和戴维斯等人都十分亲共，他们经常撰写政情报告，鼓吹美国应该与中共合作，被称为戴谢集团。

1944年10月，还在对日抗战期间，戴维斯还建议美国秘密提供武器给中共，并承认中共为独立政府。这就是著名的“戴维斯建议”。根据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观察，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史迪威慢慢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让中国政府成为美国的助力，必须先改变它，即便这意味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

不过，因为当时还有日本这个敌人，所以史迪威并没有明确反蒋，但他不但率领美国代表团去延安，还干了一件事，跟蒋介石争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好方便扶持中共军队。他希望中共军队取得美国的援助后，能够更好地打击日军。他向罗斯福总统做了汇报，罗斯福征求了丘吉尔的意见后，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命令他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之前就对史迪威的亲共很不满，希望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史迪威的上司马歇尔不同意。对于罗斯福的要求，蒋介石回应说，指挥中国事宜的，要么是他，要么是史迪威，罗斯福必须做出决定，二者不可共存。

就这样，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僵局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而这一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史迪威的离开。因此，美国政府上下都对蒋介石充满了厌恶，影响深远。

滑稽的是，回到美国后，谢伟思因为担任左派杂志《亚美》编辑而以间谍罪遭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这是因为《亚美》杂志被发现拥有美国政府失窃的档案，而戴维斯在1950年因欠缺忠诚度及判断力的问题被国务卿革职离开美国政府。

可以看到，又是间谍又是亲共，而这些人居然在决定美国对华政策，可想而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美国在国共内战中，不但没有帮助国民党，反而处处掣肘，甚至直接改变了原本国民党的大好局势，逆转了结局。

一开始的时候，中共挑起国共内战，但那些缺乏实战训练的农民军队，跟打过日军的国军战斗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国军是明显占据上风，中共节节败退。

1946年7月，为了逼迫国民政府在取得对中央的军事优势的时候停战，美国对国民政府采取军事禁运。这一政策是马歇尔主导的。从1946年7月29日开始，直到1947年5月26日禁运令解除，但是实质上的禁运并没有结束。

在1947年6月，副国务卿艾奇逊说，美国军火制造商都在赶制美国政府的订单，不可能卖给中国武器。当美国陆军方面表示，愿意把政府库存的军火先补给国民政府时，马歇尔出面干预，要求他们推迟数月再做决定。整个停战期前后将近一年之久，而这一年正是国军在兵力、战力、士气、装备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扫平中共军队的最佳时期。

于是乎，国军被切断补给，装备越打越少，中共的军火却要多少有多少。绥靖特使马歇尔与苏联联手，把国军一步步逼入了绝境。

虽然武器禁运，但在1946年7月至1947年12月期间，美国对中国是有过援助的，但不是武器，主要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农业生产、医药卫生、营养食品、纺织用品、运输工具等物质。但这些物质，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拿到了，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份额大些而已。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同时还在援助中共，而且主要是经济民生领域，但中共把这些都迅速转化为战争物资。

另外，美国国会曾在1946年7月通过立法授权政府将海军131艘旧艇淘汰给国民政府，然而在马歇尔的干预下，国民政府是在1947年12月才接收到这些船只的绝大多数。因此，这一年半的时间内，美国对国民政府军事禁运的作用，远大于其有限的经济援助。

其实，美国只要把二战淘汰下来《租界法案》的零头中的零头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去援助国民党，中共即使接受了关东军武器、苏联援助和朝鲜后勤援助，也绝对不可能推进到关内。中共拿了关东军的武器，顶破天也就是日本陆军步炮协同体系的缩水版。虽然有近千的飞机，但没有飞行员，而且很多飞机都是运输机，根本等于没有什么空军。这跟二战时期欧洲战场的机械化、摩托化军团战斗力相比完全是代差。

美国不仅援助不力，甚至还收回了原来提供给国军缅甸远征军的重武器，包括谢尔曼坦克、重型火炮、装甲车，以防止国民党攻击共产党。

反观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扶持，从建立到夺取政权就简直跟亲儿子一样，美国却是在故意削弱国民政府。就连周恩来都很意外地说：“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不慷慨，蒋政府向美国私人购买军火也有很多困难。”美军事实上是在撤退。

在中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的时候，美国也竟然一再的包庇中共、为难中华民国政府。尽管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中共是反政府武装，但美国政府却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帮助中国建立两党制民主政治。

上文提到，国民党很有诚意地拉拢共产党，其实很大程度是被美国推动的，并不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对日战争结束后，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他和自己一手提拔的史迪威一样，也对中共存有幻想。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评价是，认为马歇尔非常惧怕中共，表现得“为共党之要求是从”，让他难以置信。

国民政府的美国盟友，被垂死挣扎的中共视为救星，这也是国共战场上的一大奇观。

这里解释一下，马歇尔所谓怕中共，并不是真的怕中国共产党，而是担心中共把苏联引来，导致美国跟苏联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准确的说马歇尔怕苏联，杜鲁门政府怕苏联。

美国有长期的孤立主义传统，二战就是如此，如果不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都不一定那么早就介入二战，甚至有可能根本不会直接参战。即便是二战结束了，这种孤立主义在美国仍然很有市场。

但实际的情况是，麻秆打狼——两头怕。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担心美国介入冲突，苏联大使就曾警告中共不要在东北过于放肆，以免导致美军也进入了满洲。不过话是这么说，该支持中共的地方，苏联不遗余力。

中共从最开始就已经决定跟国民党争夺天下，所以面对马歇尔的调停自然毫无诚意。表面上中共以国共联合政府做诉求，并在战事不利时签署停战协议，以争取美国支持并拖延时间，从而阻止美国全面支持国民政府，实则一再撕毁停战协议，袭击国军。

在美国人面前，中共谎话连篇。时任中共发言人的朱德，一方面欢迎美国调停，一方面又在国内舆论上大肆攻击美国调起内战。刘少奇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中共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家私有制与合作企业之上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共不追求苏联共产主义的模式，中共的计划是美国在杰弗逊和林肯时代的经济理念。彭德怀也说，中共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美国不必担心中共会与苏联结合。毛泽东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公开反对内战，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中共的谎言权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戴谢集团到史迪威再到马歇尔，他们都被中共欺骗，对其存有幻想，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国民政府不值得支持。结果就是，美国尽管连续被欺骗，却仍旧相信中共，认为应该阻止内战，促成联合政府来推动中国的和平统一。

1946年，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孙立人将军率军北上，连战告捷，接连收复本溪、四平街、长春、永吉。就在中共大败，林彪穷途末路的时候，马歇尔因为国共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周恩来于是立即要求停战，马歇尔竟然欣然同意。在停战令下达三小时后，中共东北军队又片面打破协议，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国军为了遵守停战令，没做抵抗退守了松花江以西。这一次美国强令国军同意停战，挽救了中共的命运。

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1946年6月，马歇尔逼迫蒋介石发布第二次停战令，让中共部队绝处逢生、死灰复燃。也就是说，没有美国插手，其实国共内战大局已定，而胜利者是国民党一方。

中共虽然在四平大败，但却意外的借马歇尔之力保住了北满，成功的实现了与国民党平分东北的战略目标。他们利用停战时间建立了根据地，收编了数十万伪满州武装，外加收缴日军精良武器和兵工厂，并通过北满铁路得到了无数苏联停工的军火。半年以后，在东北，国军现有兵力已经无法抗衡重整旗鼓的中共军队。

由于马歇尔的干预，国军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在东北短暂的战略优势付诸东流。因此，虽然大胜四平，却最终丢掉了整个东北。

反美

中共在缓过神来后，并不遵守停战协定，还利用停战协议的机会大举发动攻势，甚至公然击杀调处小组的政府成员雷奋强少校与郭子琪少校。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停战，并要追究两名国军少校被击杀的责任。

这个时候，军事上取得优势的中共，一方面感到他们已经不需要马歇尔的调停来救命，这种调停反而阻碍了他们继续发动内战；另一方面又因为在苏联的支持下，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于是中共决定反对美国调停，策动反美运动，把美国势力赶走，全面开战。

1946年7月24日，中共第54军53团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县召开了反美运动大会，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7月29日，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30多人，当场打死美军3人、伤12人。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的美军军火库，美军死5人，伤16人。而且，曹志福部声称这是美国人先开枪。这就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安平事件”。

出了这种事，马歇尔居然不想扩大事态，把这个事情给忍了下去，只说是要调查。调查来调查去，成了悬案，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946年12月24日晚，中共设计让地下党员、北大学生沈崇引诱美军武长皮尔逊与她发生关系，再由事先埋伏的人出来，指责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学生。共产国际成员宋庆龄更是亲自出马，到特别军事囚禁所恐吓皮尔逊，出面骗取口供和一份认罪书，想要把假案做成铁案。之后中共便不断地大肆炒作此事，史称“沈崇案”。尽管无论是中美医生检测报告，还是其他目击者都证明这不是一起强奸案，但事件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安排下，新闻纷飞，群情激愤，全国大城市的学生立即走上街头，掀起了所谓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随后更是发动了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和反美的风潮。

中共通过沈崇事件成功达到了妖魔化美国的效果，离间了中国人和美国的关系。后来1990年代，沈崇移民美国，并对外澄清，这次强奸事件是子虚乌有，她并没有遭到美军强奸。而且沈崇还说，自己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是奉命与美军士兵接触，色诱美军，进而制造沈崇事件。但大错已经铸成，沈崇案对迫使美军撤离大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杜鲁门见马歇尔的调停没有效果，加上中国民众反美，于是下令召回马歇尔。1947年1月8日，马歇尔黯然反美，美方调停行动失败。

可笑的是，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在中国东北到处为非作歹，不知糟蹋了多少中国女性，但中共却帮忙捂盖子，而由中共蓄意制造出来的一起虚假的沈崇案，却能够把全国搞得天翻地覆，形成全国性的反美风潮。也可见中共在煽动民意上有着强大的能力，几乎把中国人耍得团团转。

一方面，苏联全力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美国撤走甚至削弱国民党，此消彼长，到了1948年初，国民党败局已现，而美苏冷战已成定局。

美国政府却陷入了首尾两端的争论，一派认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应该转为中立，在共产党内寻找亲美派；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形势危急，必须全力拯救国民党，必要时直接出兵才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然而，1948年美国大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而在大选前，蒋介石押注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托马斯·杜威，让杜鲁门大为不满。

蒋介石这件事情做得不明智，他不应该押注任何一方，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之前杜鲁门不但不支持蒋介石，还打压他。同时，还有人在国会提出，蒋、宋私吞了美国的援助资金，尽管最后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但国会闹成一片，根本没有空暇做出什么决定。

于是，珍贵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转眼国军三大战役全部败北，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倒向苏联，美国政府顿时傻眼了。

其实，在最后中共渡过长江之前，美国曾和苏联商谈，希望在中国造成国共隔江南北分治的形势。一个分裂的中国也更符合苏联的利益，这是国际政治里的常识。苏联对中共也并不是完全信任，但他并不愿意自己出手，而是暗示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出兵，苏联也会乐见其成。

按当时共军装备，美国应该只需要出动海空军，就可以轻松地阻止共军渡江。当时美国有一百多艘航母、几万架飞机闲着，二战没有用完的炮弹堆积如山，调动一下并非难事。

然而，美国却没有出兵，反而将停驻在长江的美舰撤走。这导致英国军舰与共军交战，美国也不提供援助，因为当时美国还指望与共产党合作，从中共内部扶植亲美派。

随着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彻底宣布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势力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共产党中国也不出所料地成为了美国强劲的对手，一直到今天。

人海战术

中共打赢内战终究还是要在军事上见分晓。中共不仅得到了苏联全副武装和美国的武器，武器装备胜过了国民党军队，还在于一点，就是中共采用了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的人海战术。

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以适当的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25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才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必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比如淮海战役，看上去中共赢了，但代价是国军死1人，共军死5人。

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的敌军，不惜将长春团团围住，导致数十万的长春老百姓被饿死。

长春围城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中共的数字是12万到15万，中华民国政府的数字是60万到65万，日本学者远藤誉的推测是30万到35万人。而且，中共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故意赶回城里去，增加城内的粮食消耗，造成了全城饿死的悲惨局面。

这和中共在红军和国共内战时期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庭的妇女光着身子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本质是一回事，就是拿老百姓的生命去填，这也是典型的明末流寇战术。而且，这种战术后来也应用到了韩战中，把朝鲜战场变成了绞肉机。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着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艰难的战役。

中共使用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人命从何而来？来自农村。由于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因而获得了穷苦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加上在很多时候近乎强制的征兵，使得毛泽东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地主和富农以及他们的家人，也成了消耗敌人子弹的前锋。

挖心战术

中共在战场上的获胜，还深度依赖二十多年实行的“挖心战术”，也就是无数植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共间谍、代理人。

中共建党后曾多四次高密度地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期，中共党员在苏俄的命令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占据了国民政府的很多高级职位，而且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

第二次是在国民党清党之后，中共利用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力，打尽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为共产党屡建奇功，比如策划了西安事变等等，更为后来国共内战埋藏下了一批有用之才。

第三次是在抗战时期，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用毛泽东对重庆地下工作的指示来说，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中共这个时期对国民党的“挖心”极为重要，如同第一次一样，是在合法的幌子下，从而在国民党政府布下天罗地网，暗结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第四次是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数十年的运作，已经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埋下了太多的人。到了国共内战期间，中共的间谍甚至能直达蒋介石身边。比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政府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当国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被调动的时候，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

又比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因为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确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因此，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高兴地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长期担任中共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李克农时说：“我情报工作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了如指掌”、“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这两个关键的评语说明了当时国民政府被中共渗透得像个筛子。而且，这些间谍还影响了国民革命军中原本形形色色的地方军事势力，也就是昔日的地方军阀。在中共的鼓动下，国共内战中，他们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大多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暗通款曲，只是等待时机罢了。

中国大陆出版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一书，就把中共如何长期跟这些军阀合作的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

蒋介石在日记中，针对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最痛恨的三个人，分别是马歇尔、斯大林和李宗仁。前两个分别代表美国和苏联，那蒋介石为何痛恨李宗仁呢？

当时，李宗仁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桂系的首领。抗战期间，李宗仁积极抗日，台儿庄战役让他一战成名。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但让蒋介石难受的是，李宗仁不但不买他的账，还在国民政府内处处与蒋介石争权夺利。

随着国共双方局势的逆转，李宗仁抓住机会逼迫蒋介石下野，自己成为代总统，并与中共和谈。然而，中共军队步步紧逼，几个月内就夺取了南京，让国民政府倒台，李宗仁和家人出走美国。

南京如此之快地沦陷，李宗仁其实对中共有巨大贡献。所以，李宗仁居然在1965年回到了中国大陆生活，并大骂美国和国民党，歌颂中共和毛泽东。中共也厚待他，不但继续让他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还给他安排了第三任妻子——把影后胡蝶的亲生女儿、年仅27岁的美女胡友松，送给了76岁的李宗仁做老婆。

从李宗仁与中共的勾勾搭搭可以看出，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掣肘，背后恐怕就是中共的影响。

通货膨胀

当然，国民党输掉内战，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崩溃、法币贬值、金元券改革失败，从而导致民怨沸腾。然而，这件事最大的锅，其实还不在国民党头上，而是日军侵华。

中国政府自民国初年以来，就常年赤字，这深远地影响和塑造了国民政府的货币和银行政策。无论是谁上台，政府领导人很少放弃这种想法，那就是仅仅通过印钱就可以解决支出大于收入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不健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战争的破坏让极度夸张的通货膨胀转瞬极致。国民政府当时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发行纸币，以填补税收下降和支出增加之间的缺口。

1937年到1943年之间，尽管公职人员有大米配给作为补偿，但他们的真实收入平均下降了85%。公职人员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更可想而知。

公职人员的普遍不满在1940年公开化，进而要求全面调整薪酬。然而，国民政府为了节约开支，拒绝涨薪。这表面上是降低了行政开支，但在战争后期则严重降低了部门办事效率，出现了普遍的消极怠工和腐败。

在1945年后，恶性通货膨胀更是将国民政府的这些基本盘支持者慢慢推向了对手。如果抗战结束后不打仗，那么国民政府还有可能慢慢恢复经济，遏制通胀。然而，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恶性通胀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继续节节攀升。

日军侵华几乎将中国的经济彻底摧毁。在关税、盐税和统税等政府收入三大根基大幅流失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增加收入而不得已增加了一些税种，但效果并不理想。

1948年，当法币的汇率跌到几百万法币兑换一美元的时候，无数人的财富化为乌有。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停止发行已经急剧贬值的法币，改为发行金圆券。同时，国民政府还强制收回民间经营外币，以维持日益扩大的军费开支，并避免统治区社会经济全面崩溃。但金圆券的发行却没能阻止，反而恶化了通货膨胀。币值改革彻底失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士兵，看着财富化为乌有，对国民政府如何不怨恨？

其实，以当时中国连年战争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根本不足以支持政府打长期内战。如果美国愿意干预，是可以帮助中国度过经济危机的。类似的危机也发生在欧洲，如前所述，美国少一点掣肘就已经让蒋介石谢天谢地了。

20世纪教会我们一句话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二战中站对了队，不但完全光复了1937年后失去的国土，还要回了失去50年、跟日本本土几乎没什么区别的台湾，以及被日本精心打造的现代化满洲，实际控制了新疆，驻军越南，在国际上荣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五强之一。

谁知短短四年，就被共产党打到海里去了。这一结果不但让世界瞠目结舌，其实连中共很多人也一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国共内战中，中共、国民党、苏联和美国四方势力交织。中共和苏联做对了绝大部分事情，国民党自身问题重重，而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美国，几乎做错了所有对华的外交决策。于是，中共的胜利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1949年，美国国内吵翻了天。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帮助扶持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敌人，还捎带近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和数亿人民。种种悔恨、种种指责，使得当时负责中国事务的一批官员都被撤职查办。

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就是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推卸责任之举。可惜，这份白皮书最后还是被毛泽东拿来当做反美的宣传工具，沦为笑谈。

后来，尼克松访华改善中国国际环境，改革开放扶持中国，帮助中国进入WTO。到今天，这些政策也被认为美国政府犯下了战略错误。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战略，而且随时在变化。

此外，美国过于相信协议的力量，以为中共签了字就会认账。然而，协议墨迹未干，谁是君子，谁是流氓，谁又是空欢喜一场，很快就能见分晓。

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官员中，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如何跟中共打交道。

纵观国共内战，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中共能赢？这就是我给出的答案——这是一个多方合力的结果，原因有很多。我说的都是最核心的因素，那些细枝末节我就没有提及。而在这些核心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因素。

中国大陆的沦陷，美国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就好像美援是英法等国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决定性因素一样，国共战争的胜负其实也是如此。面对共产主义的铁幕，孤立主义只会自食恶果。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冥顽不灵。”

如果说我们要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我要说，二十世纪教会我们一件事：

共产党不值得任何信任，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否则必然悔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