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Youtube频道左為两个视频转录合并修改。

关于清朝的灭亡，大家都听说过的版本是：革命党发动了武昌起义，然后南北和谈，最后袁世凯逼得清廷孤儿寡母退位。看起来是袁世凯终结了满清王朝。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很耐人寻味，武昌起义只是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在两个月内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这才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才有了袁世凯逼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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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是慈禧在庚子事变中仓皇出逃时说的话。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庚子事变发生之后，慈禧和满清贵族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忏悔和总结。

在这次事变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慈禧真的要开始着手改革了。她知道，如果满清政府自己再不改变，一定会被西方国家所吞噬。因此，慈禧在西安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划政治改革。

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上谕，上谕的内容是给清政府的改革定下了方向。慈禧要求突破洋务运动的改革深度，要在政治体制、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多个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为了落实改革，清廷成立了都办政务处，慈禧任命庆亲王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等人为都办政务大臣，她要求各地都府提交改革建议。

袁世凯第一个上书，提交了改革建议。袁世凯对改革一直十分积极，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就已经开始了推行新政的尝试。在山东时，袁世凯为了改革教育创立了山东大学堂，为了发展经济创立了商务总局，并且派人前往日本学习发行货币的知识。

在慈禧定下改革的计调之后，全国各省开始了改革的尝试，其中与袁世凯在直隶的改革最有成效。从1901年到1906年，袁世凯在直隶整顿吏治、兴办实业、发展交通、改良司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还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上奏，要求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校。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在庚子事变之后，西方列强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不允许在天津周围驻扎中国军队，这对清政府来说是个难题。如果天津不能驻扎中国军队，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它就失去了保卫首都的能力。袁世凯刚刚上任直隶总督，就面临天津的这个难题。他效仿西方国家，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并挑选了三千名新军，让赵秉钧进行三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随后，赵秉钧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这支警察队伍的军人色彩很浓，起到了保卫天津的作用。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也变得好了起来。

天津的巡警总局虽然创立之初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要求，但创办却很成功，清廷让各省效仿，天津的警察制度很快得到了推广。1905年，清政府在中央机关设立了中央警察机构巡警部，也借鉴了天津的经验。

1902年，清廷指派袁世凯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袁世凯通过外交，从英国和俄国手里收回了关内外铁路的所有权。

除了铁路所有权，他对矿产的所有权也是全力收回。当时的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和实业家唐廷枢创办的重要国有资产。在唐廷枢去世后，张翼通过醇亲王的关系得到了开平煤矿督办的职务。张翼由于完全不懂企业经营，被英国人骗取了开平煤矿的所有权。被骗后的张翼，对上欺瞒朝廷，对下欺瞒矿物局的员工。

袁世凯上任直立总督之后，听说这件事，他立即召见张翼，问清楚原委。袁世凯对张翼愚蠢的卖国行为大为愤怒，他当即向朝廷弹劾张翼。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张翼不得不到伦敦去打官司。袁世凯一方面通过商务部与英国人进行交涉，另一方面让张翼与英国公司对峙法庭。从1902年到1906年，官司打了四年的时间，期间袁世凯参奏张翼多达八九次。

由于英国国家的维护，诉诸法律的手段没有结果。袁世凯采用了其他方法，他在开平附近开办了滦州煤矿，滦州煤矿给英国公司以沉痛打击。最后，英国公司终于妥协，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合并组成了滦开矿物局，中国收回了矿产主权。

为了追回国有资产，袁世凯锲而不舍，这种精神甚至得到了他的对手——英国人的赞叹。袁世凯在北洋兴办新政的成绩，成为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他也成为了推动改革的核心人物。

在所有新政中，清廷最重视的还是军队改革。当时，最有资格担任内兵大权的也唯有袁世凯。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从1902年到1905年，袁世凯共完成了六镇北洋常备军的编列。北洋常备军的控制权，除了京畿常备军受八旗兵的指挥外，其余五镇的核心军官都是袁世凯的小站班底。

同时，袁世凯还创建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师范学堂等十余所各类军事学堂，这些学堂培养了清末新军的各级军官，这些人也都成为了袁世凯的门人。

1904年，清政府提出了在全国扩编新军36镇的计划，旨在逐步淘汰旧军，逐步扩充新军，最后用新军全面取代旧军。袁世凯主持清政府练兵处，统一全国新军的编制和番号。

新军编制以“军”为单位，军下设“镇”，每军辖两镇到四镇，每镇辖步兵2协，马队、炮队各1标，工程、辎重各1营，军乐1队。当时的“镇”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军”的首领称为“总统官”，“镇”的首领称为“统制”，“协”的首领称为“统领”，“标”的首领称为“统带”。

北洋军从最初的七千人扩充到八九万人。而与此同时，清政府全国编练36镇新军的计划，却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完成。直到清朝覆亡前夕，全国仅编练了11个镇16个协，其中唯有北洋六镇按计划编练完整。

这时的袁世凯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政治上也节节高升，不仅是全国最重要的直隶总督，还身兼八大臣，风光无限。然而，随着清廷改革的深入，袁世凯也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危机。

1906年，清廷将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合并为陆军部，全部兵权收归陆军部。同年11月18日，袁世凯被迫交出了陆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共四个镇的兵权。两天后的11月20日，袁世凯向清廷上书，辞去了参与政务等各项监差。1907年9月，袁世凯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明升暗降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从官场巅峰到两年内被收走军权与实权，袁世凯失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新政改革的深入，触动了满清权贵的核心利益。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沙俄，这让中国国内呼吁立宪的声音日益高涨。许多人认为，清廷的新政改革已初见成效，若能进一步实行君主立宪制，将是中国的最佳出路。

然而，政治改革表面上是变革政体，实质却是对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新政的改革，比如此前的倡导工商、兴办学堂、改革官制等，主要是重新划分外围利益，而君主立宪，则直接触及了满清权贵的核心利益。君主立宪最大的变革就是以宪政约束君主的无限权力，这不仅会削弱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太后的权力，也直接威胁到满清权贵、满人官员、汉人官员乃至整个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

慈禧太后是不是真的想变革？可以说，慈禧是真的想变。因为通过庚子事变，她意识到了清朝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如果自己变革是让出一部分利益，但总比被革命乃至清朝灭亡要好。而且她看到了日本君主立宪的成功。所以，慈禧在西安就发布了变法上谕。她把曾经自己推倒的维新变法纲领重新拿回来自己施行。只不过在这次的施行过程中，领头人不再是毫无政治经验的康有为，而是变成了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

袁世凯有了慈禧的支持，改革政体的方案也就更为大胆。他把原来的内阁、军机处、礼部、督察院全部撤销，成立了新的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他用责任内阁取代了军机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根本改变了中央权力的枢纽。由军机处转向内阁，这等于削掉了一些军机大臣的权力，当然引起了铁良、荣庆等军机大臣的不满。

满清的王公贵族天天谩骂袁世凯，还跑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每天又是哭又是闹，搞得鸡犬不宁。这时候的慈禧也是寝食难安，她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改革一旦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像慈禧这样果断的强势人物也犯难了。如果她选择强势地继续把改革进行下去，势必会得罪整个满清权贵乃至整个满人官僚集团，而这个官僚集团恰恰是支撑她统治地位的基础。如果她选择改革到此为止，那就等于等着被革命，面临亡国的风险。慈禧难以抉择，只能先拖着。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首当其冲，成为了权贵们攻击的对象，被剥夺了大部分实权。

在袁世凯被免去实权后一年，慈禧终于不用再做这么困难的选择题了。1908年11月15日，掌权长达47年的慈禧太后去世了。在她走的前一天，还带走了光绪皇帝。慈禧在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是年仅两岁的溥仪，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

对袁世凯来说，慈禧的去世让他失去了保护伞。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开始打击袁世凯。1909年1月2日，清廷明降上谕：“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从22岁参军开始，27年的时间一直苦心经营，此刻却被朝廷抛弃，免职回家。

有人说载沣是为了给他的兄长光绪报仇，针对袁世凯。其实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摄政王载沣上位之后发起的权力斗争。载沣上台后，他想要执掌朝政，而袁世凯是他的劲敌。载沣本来要杀袁世凯，但他杀不动，不仅张之洞和奕匡强烈反对，就连英国公使朱尔典都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虽然杀不动，但在皇权体制下，载沣说一句“足疾”，就可以将袁世凯罢职，袁世凯的死党也一个个被清除。

表面上看，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皇族清贵派与老的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载沣在主政之前，并没有自己的班底，他所能接触到并且信任的，只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这些身边的亲贵。这些人不管有没有才华，都迅速集结在了载沣周围，成为一个新的皇权亲贵集团。他们想要获得权力，必须打压当时的当权派，也就是庆亲王奕匡、袁世凯等人。

这已经不是满汉之争，而是载沣集团和庆亲王、袁世凯集团之争。正如溥仪后来说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和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显贵和那一伙亲显贵的夺权之争。

经过两年的争夺，载沣集团优势明显，看起来大获全胜，但实际上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根深蒂固，早已经不是载沣能动摇的了。

袁世凯在家里也并没有闲着，他通过手中的关系网，时刻获知朝廷的动向。蛰伏中的袁世凯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成熟。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起义，袁世凯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武昌起义之所以爆发，与四川的保路运动有关。1911年9月，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朝廷把一部分湖北的军队调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源于清政府在摄政王载沣上台后，不断把汉人的权利收回到满人手里，同时将地方的资产收归国有，比如将地方的铁路、煤矿都收归国有。这个举动严重损害了地方利益，因为很多地方的铁路都是由大量民间投资建设的。各地人民开始反抗，四川保路运动的反抗尤为严重，还成立了保路同志会。

为了镇压这次保路运动，朝廷从湖北调军队去四川。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计划发动一次起义。武昌起义有三个主要领导人：军事总指挥是蒋翊武，军务部长是孙武，总理是刘仲文。原定的起义时间是10月16号，但在10月9号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爆炸事件。

革命党人的一个据点在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孙武在宝善里配置炸弹时不小心引起了爆炸，这个爆炸引来了搜捕。革命党人仓皇逃走，逃跑时什么东西都没带，革命党人的花名册、起义的文告、旗帜和资金都被缴获了。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花名册。当时清廷的湖广总督瑞澂依据花名册开始抓捕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的三个主要领导中刘仲文和孙武逃到了汉口的法租界，蒋翊武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这时，很多革命党人已经逃走，有二十几个革命党人被抓，其中三个被处决，三颗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

10月10号的白天，总督瑞澂下令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并且命令新军的官兵一律不准出营。这造成了新军中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不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恐慌，其他士兵也感到恐慌。因为革命党人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新军中的士兵有很多与他们有接触，自己的名字是否在花名册上，谁也不知道。有一些士兵，虽然没有加入革命党组织，但平时与革命党交往较多，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

后来有一个新军的士兵说，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有很多人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起义是死，不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铤而走险试一下呢？可以说，由于总督瑞澂这种做法所形成的恐怖氛围，给革命党人进行了最好的动员。

在10月10号的晚上，因为一个兵营里面的小冲突，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清军应对得当，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总共有1万1千多人。在起义之前，大约有两个标被调到了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1万人，而当时起义的部队也就3000人，没参与起义的人远远多于起义的人。但是瑞澂一听到起义立刻就害怕了，起义军还没到他总督府，他就吓得不敢出门了，甚至让亲兵在后墙挖了两个狗洞，自己带着家眷钻狗洞逃跑。瑞澂跑后，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镇统治张彪，他做了一些不太顽强的抵抗后也跑了，跑到城外去扎营，等待朝廷的救援。

清廷这两个最高指挥官一跑，没起义的部队有的开始跟着起义了，剩下的不参与的部队也都散伙了，就这样武昌起义成功了。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载沣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前往平叛，然而当军队抵达湖北孝感后却拖延不前。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

看到这种情况，此时的朝堂上，奕匡、那桐等都强烈主张启用袁世凯，而载沣当然不想看到袁世凯崛起。在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都对武昌起义的形势非常关心，他们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贷款给清政府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因此，当他们看到北洋军拖延不前的情况之后，纷纷向清政府施压，希望尽快起用袁世凯。

在内外兼施的压力之下，载沣别无选择，只能重新起用袁世凯。10月14日，清廷降旨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对于湖北总督这个职位，袁世凯显然是不满意的。湖北现在已经落入革命军的手中，新军都在闹革命，根本调动不了。而要用北洋的军队，还只能和荫昌协同调遣，到了前线兵权不同意，这战没法打。

袁世凯跟清廷开始博弈，最后清廷妥协，满足了袁世凯的要求。10月27日，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一切军务。袁世凯直接奔赴前线，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北洋军在一天之内就将汉口夺回，然后又攻克了汉阳，进逼武昌。在武昌城下，袁世凯下令放缓了进攻。

袁世凯时刻关注局势的变化，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虽然武昌他很容易就能打下来，但随着武昌首义，短短两个月内，14个省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也改变了自己对革命军的看法，一开始他认为革命军很容易荡平，但现在他看到了清朝气数已尽，而且西方列强也开始改变态度宣布中立。

袁世凯就开始了跟革命党的南北和谈。在和谈中，各方面的力量都支持袁世凯。首先是实力最强的立宪派，他们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因为在清廷改革与立宪过程中，袁世凯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其次，反正的满清官员们当然希望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因为毕竟袁世凯也是前清的官员，他们的掌权对前清官员们有利。第三是西方列强。西方列强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出来控制局面，以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英国公使卓尔典甚至表示，袁世凯是他们唯一相信有能力控制局面的人。最后，许多革命党的领导人也认为应由袁世凯来担任大总统。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和黎元洪已经达成一致，如果袁世凯能让清朝皇帝退位，就推举袁世凯为第一届大总统。

袁世凯回到北京，开始了逼迫清廷退位的操作。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临朝，颁布诏书，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袁世凯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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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清王朝覆灭的过程中，我们要聊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武昌首义之后，两个月内就有14个省相继独立？而正是这14个省的独立让袁世凯转变态度，认为清朝气数已尽。

这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摄政王载沣，另一方面是新军。

先说载沣，在载沣主政之后，他不断地从汉人大臣手里夺取权力。慈禧让给汉人集团的利益，逐渐被载沣收回。在慈禧主政的时候，慈禧知道由于湘军、淮军的存在，汉人官员已经掌握实权，满人没有办法完全专权。所以她会让利给汉人大臣。

在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重新掌权，她对于东南互保事件并没有对汉人官员秋后算账，反而对他们的做法予以承认和嘉勉。对于东南互保这种明显的背叛行为，慈禧当然恨汉人的官员们，但她也知道，如果不让利给汉人大臣，清朝就很危险。她的做法是提拔袁世凯，让袁世凯和东南各省的汉人集团形成相互对立的局势，而她在汉人官员之间进行制衡。

在慈禧的让利与制衡之下，遥遥欲坠的清王朝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慈禧去世之后，载沣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不断地从汉人官员手里收回权力。他夺袁世凯的权，这让张之洞感到了唇亡齿寒。

张之洞本来跟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很亲近，但是当载沣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张之洞却极力反对。在载沣的主政之下，汉人官员人人自危，汉人官员最大的期待就是改变政体，君主立宪。当时在朝的和在野的立宪派呼声都很高，力量也最强。

立宪派的力量远远高于革命党，支持立宪的主要力量是汉人官员和士绅阶级，简单来说，就是在当时清廷的统治之下已经获利的群体。他们想通过立宪让满人让出更多的利益。而反对立宪的首先就是革命党，革命党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没什么既得利益。对他们来说，只有通过闹革命，才能重新分配利益，所以革命党是最不希望立宪成功的。

当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时候，革命党就会进行暗杀的行为。对于满清贵族来说，是否要立宪一直是犹豫的。慈禧太后在位的时候，她知道如果不立宪，自己不改革终究会被别人革命，可是到临终时她也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慈禧死后，载沣就太短视了。1911年5月8日，在全国的立宪派等待了多年之后，清廷组成了首届内阁。

首届内阁以庆亲王奕匡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个满人、1个蒙古人，汉人只有4个，被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彻底失望，他们对满清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转而支持革命党。因此在五个月之后，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再来说说新军。革命党推翻清朝，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就是新军。革命能成功主要是因为革命党渗透到了各省的新军中。满清政府组建新军，本来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新军的训练却采用了西化的方式。

西化的军队不仅学习了西方的训练体系，也学习到了西方的思想。他们不再是一介武夫，而是知识化的新式军人，许多人甚至被派遣出国留学。1905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就多达8000人。新军开明的训练方式为革命党人宣传思想提供了机遇。很多革命党人都是留学生，回国后成功打入了新军内部。

随着满人对权力的收回，新军的官兵在仕途上想要上升越来越难。这时候，他们意识到，只有搞政治、搞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这些晋升无望的新军与革命党人的利益达成一致，开始推翻满清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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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山时，应该并未想过要推翻满清或改用共和体制。他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满清彻底的失望。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以载沣为代表的满清权贵夺掉了他的所有权利。如果没有武昌起义，他的复出也未必能够那么快。从大局来讲，满清权贵不断的收权，不断把地方资产收归国有化，尤其是皇族内阁的产生，使他对满清的自我改革也失去了信心。

复出后的袁世凯本不打算推翻满清取而代之，他的做法是拿到绝对权利后，逼迫清廷裁掉载沣等满清权贵的势力，然后由他来推动君主立宪制，让满人做“虚君”，也就是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他来担任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这样所有的权利就都集中在他手中。然而，革命的形势变化太快，15个省相继独立。在南北和谈中，革命党坚持政体变革，变为共和，袁世凯也因此同意了，最终通过不流血的方式逼迫清帝退位，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局势变幻太快，而当时的革命党内部矛盾多，军队也参差不齐，推举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是众望所归，应该说他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帝制的大功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孙中山和革命党的贡献。正是有了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传播革命思想，并且抛头颅洒热血，发动了很多次起义，才最终促成革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