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内容有Youtube视频曹操说转录，略有字词修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曾用“在榻上乱天下”来形容毛泽东的治国方式。他指向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权谋，更夹杂着错综复杂的情感和私欲。
2025年2月7日，一则意外的声明引发热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罕见地发表了一封辞严肃的声明，郑重否认自己曾经撰写或者授权任何回忆录。
张玉凤严正声明
最近，我看到一篇题目是《张玉凤回忆录首次公开》较长文章，看后很是愤怒和悲哀，愤怒的是因竟然有人花大精力编造此文，悲哀是因至今竟然无人揭露此文伪造真相。据传此文流传甚广，并直接引用我的名字，因此，我特发此严正声明短文以明心迹。
一、我至今为止并没有发表任何回忆录，该文题目就是假的，是公开造谣。
二、该文所说有关我的回忆录内容都是假的，都是刻意编造的谣言。
三、国家有关部门及广大读者，都有责任不信谣言，并坚决与之斗争。
四、多少年来，出现不少精心伪造的所谓文献、日记、材科和文章等毒品，用来反共产党、反党的领袖、反社会主义，这是很危险的。而编造这些毒品的人至今没有受到惩罚，真是咄咄怪事。
五、正告《张玉凤回忆录首次公开》此文作者和有关传播人士，应及时废弃此造谣的文章，肃清其恶劣影响，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张玉凤
二零二五年二月七日于北京
这一声明迅速在各大毛泽网站上广泛传播。张玉凤这个名字早已经烙印在毛泽东晚年最核心的政治与生活圈，她不仅是他身边最亲密的助手，更是毛泽东晚年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六年，张玉凤掌管着他日常的起居，甚至连对外发布的重要指示，也需要他的转达。即便是周恩来、华国锋、江青，若想见到毛泽东，也得先经过她的同意。她在中南海的特殊地位，甚至让后世的历史学者称他为毛泽东的“贵妃娘娘”。
然而，张玉凤只是毛泽东生命众多重要女性之一。她的故事不仅揭示了一位普通铁路乘务员如何步入中国最高权力核心，更让人得以窥见毛泽东治国方式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女人。
毛泽东的第一个女人
毛泽东一生对女性的态度随意而不羁，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他早年的家庭经历密不可分，尤其是父亲毛顺生的影响。毛顺生是湖南韶山的一位自耕农兼商人，在毛泽东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教育方式充满了呵斥、巴掌和棍棒。毛泽东从小便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憎恶。
《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曾刊载了一篇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的文章，回忆起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红卫兵的言论：“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做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时期一种侮辱性的批评方式。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形容自己的父亲，可见他对毛顺生的厌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仇恨与不满。
1907年，年仅14岁的毛泽东在父亲的安排下娶了18岁的罗一秀。毛泽东公开表示，他从来没有与罗一秀圆房，他不仅抗拒夫妻生活，甚至在1910年毅然离家外出闯荡，不愿再受父亲的掌控。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罗一秀病逝后，毛泽东依然没有回家奔丧，对这段婚姻表现出彻底的冷漠与疏远。
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通常解释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抗拒罗一秀，是因为这场婚姻是父亲包办的，他天性反叛，讨厌被强迫。然而，这个理由未免也太不符合人性逻辑。试想，14岁到17岁的少年，正值青春躁动期，怎么可能完全对妻子无动于衷？更何况，罗一秀并非丑陋不堪，按理说年轻夫妻朝夕相处，即便婚姻是被安排的，也很可能自然而然发展出亲密关系。
但毛泽东的抗拒却达到了近乎本能的程度。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实际上远比厌恶包办婚姻更复杂且震撼。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多年后曾对媒体透露，罗一秀实际上成了毛顺生的小老婆。这一说法在湖南韶山的乡间流传已久，早在1949年之前，当地就有传闻，毛泽东曾无意间撞见自己的父亲与罗伊秀之间存在着不正当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扒灰”。这是中国社会对公公与儿媳发生关系的一种忌讳性的说法。
在当时的农村，大媳妇小丈夫的婚姻模式并不罕见，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年少夫婿，在实际家庭结构中，往往缺乏真正的夫妻主导权。而在这种背景下，确实有可能发生伦理悲剧。如果毛泽东真的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背叛，那对他而言将是何等的震撼与屈辱。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伦理的破裂，更意味着父亲对他作为男人身份的彻底践踏。
这场家庭悲剧也彻底改变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观念。他从此对传统婚姻毫无敬畏，甚至刻意反叛。在后来的人生中，毛泽东的情感模式充满了随意、无拘束，他从不在意所谓的道德约束，也不认为忠诚与礼教值得尊重。他的情感世界是一种对父辈和对传统的彻底颠覆。
用现代心理学解释，毛泽东对女性的态度并非单纯的风流，而是一种基于童年创伤的心理应激反应。这场从童年阴影开始的宿命，令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隐秘痛苦。
毛泽东的第一个恋人
陶斯咏，湖南湘潭人，出身名门，大家闺秀，跟毛泽东是同学加同乡。那个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前后，西风东渐，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反封建文化、反封建婚姻、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个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知识青年的性自由。在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男女自由恋爱、非婚同居成为了社会新潮。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挚友萧瑜称，陶斯咏是他一生中认识的最温良、最文秀的女子之一。她于1914年参加了毛泽东、萧瑜等人创办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是少数早期会员之一。大约在1919年到1920年前后，毛泽东和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书店，进行革命活动。虽名为开办文化书店，实则情投意合。
陶斯咏与毛泽东年龄相仿，两情相悦，身心相互依偎，很快就过上了同床共枕的日子。只可惜，他们的美好情感并不长久。彼此因志趣而结合，因政见而分离。大约在1920年夏天，陶斯咏实在忍受不了毛泽东激烈的造反思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加上相处日久，毛泽东所暴露出来的野蛮残忍的性格，使她选择了离开长沙，离开了毛泽东。
陶斯咏后来去了上海，创办了一家名为立达书院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但红颜薄命，1932年就去世，匆匆走完了一生，享年仅三十多岁。在陶斯咏离开毛泽东的那年夏天，杨开慧正式进入了他的生活。
根据后来杨开慧的一些记录来看，当时他们其实存在着一段短时间的三角关系。毛泽东将杨开慧追到手的时候，仍同时与陶斯咏在一起，这也是陶斯咏弃他而去的原因之一。
痴情的杨开慧
杨开慧，原名杨霞，生于1901年的湖南长沙板仓乡。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1913年到1918年间在长沙执教五年，正是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的岁月。
在此期间，毛泽东跟随高年级的蔡和森、萧瑜等人经常出入杨家，高谈阔论之中认识了杨开慧。然而那个时候，两人并未在一起。当时，毛泽东的父亲由于反对儿子在外读书而断绝了经济供给，导致毛泽东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他只能靠家庭富裕的同学们资助，或者做一些零工度日。
1918年春天，杨昌济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杨开慧随父母移居北京。同年8月，毛泽东也来到北京，被杨昌济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一名图书助理员。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他来到北京之后。
根据毛泽东同代人的各种版本的回忆录来看，最初，杨开慧并没有对落魄的毛泽东产生特别的好感，只是心存一些好感。而且，毛泽东因为就职于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职卑位低，很不得志，难以引起她的重视。在1919年初，毛泽东便离开了北京，算下来，他在北京只住了半年。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如鱼得水，重新集结新民学会的朋友，主办刊物《湘江评论》，展开了他的革命活动。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陶斯咏开办了文化书店，双宿双飞，时间至少有一年。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因病去世。不久，杨开慧随母亲回到长沙，就读美国教会学校福湘女中。当时，她父亲生前甚为倚重的湖南籍学生蔡和森、萧瑜、陈昌、向警予等人都远赴法国，留在长沙的只剩下毛泽东。
毛泽东常到杨家走动，在这个过程中，移情别恋，背叛了陶斯咏。进而于1920年夏秋之际，形成了毛泽东、陶斯咏与杨开慧的三角关系，最后以陶斯咏离开长沙结束。毛泽东比杨开慧大八岁，小女孩温顺可人，招人喜爱。相比之下，陶斯咏跟他年龄、学识相近，处处要求平等自主，自然就没那么讨喜了。
杨开慧和毛泽东于1920年冬天结婚，此后几年一直相随毛泽东奔走。杨开慧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但因为毛泽东，她仍做了他的革命助手，并且从1922年到1926年间，相继生下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大约在毛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有过一段时间的婚外情，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不过，她也表明因为深爱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原谅他。只是，第三者是谁并没有明确说法。
1927年4月，国共两党分裂，蒋介石发起了清党运动。8月1日，周恩来领导了南昌暴动，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东以发动暴动为借口，从中共中央手中骗走了一支队伍，前往井冈山搞武装割据。
而杨开慧则跟随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隐居在长沙板仓老家，艰难度日。她并没有埋怨丈夫，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与在井冈山的丈夫取得联系。但毛泽东却对她置之不理，哪怕有两次带着部队攻打长沙，距离杨开慧并不远，也没有去接妻子和孩子。因为毛泽东刚上井冈山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就已经有了新欢——贺子珍。
1929年冬天，杨开慧和三个儿子被湖南军阀何健逮捕入狱。何健答应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跟毛匪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交保释放。可是杨开慧在狱中坚持不屈，忠于自己的丈夫，宁可去死也要保持与毛泽东的夫妻名分，以死表白对毛泽东的真正爱情。1930年11月14日，何健下令处决了杨开慧，她在死时年仅29岁。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从此流散民间。
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兴人，1910年生，父亲是个小地主兼商人。贺子珍的父亲及其他三名兄妹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永新县在井冈山西边，素有自古民风彪悍之称。贺子珍15岁就担任了县城中学的团支部书记，16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
17岁的时候，也就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不久，贺子珍便跟着父兄联络井冈山上的土匪袁文才和王佐，发动了永兴暴动，一度占领了永兴县城。只是在后来暴动失败后，她跟随袁文才和王佐躲到了井冈山上。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东农军来到了井冈山。据红军高级将领龚楚的《我与红军》一书记载：
“七月中旬（应为农历，即公历九月）……他（指毛泽东）带着我们及一连兵来到永新，开展苏维埃运动。到达永新后，我们住在县政府内，永新的地方同志都来见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漂亮而活泼，和主席谈的投机。那天晚上她送了两只鸟、两瓶酒给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饭。他们谈得更亲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这位女同志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深夜十一时才散会。会后，毛主席便请那位女同志稍候片刻，说有事要同她谈谈。那晚贺子珍同志独自同毛主席密谈了很久。次日早饭后，贺子珍同志又来了，陪着毛主席工作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九时才起床。毛主席洗过脸后，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对我们说：‘我和贺子珍同志两人相爱了，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那时贺子珍站在毛主席的左边，带着羞人答答的笑容……”
根据这段回忆录可以看出，毛泽东与贺子珍基本上是火速完成了从见面到滚床单的过程，前后不到两天时间。头天晚上见面就留饭，相谈甚欢。第二天晚上散会后，两人在卧室里进行深夜密谈。第三天晚上则干脆坐下来不走了。也就是说，第二天晚上其实就发生了关系。
当时毛泽东34岁，湖南老家的杨开慧正领着三个儿子在板仓乡下躲避战乱。何曾未成有过半点为人父、为人夫的道义感？而贺子珍则年方十八，年龄只有毛泽东的一半，明知对方有妻子儿子，依然甘愿与他同居，融革命激情与生理欲望为一体。
从1927年秋天在井冈山上贺子珍与毛泽东相识同居，到1937年秋，被毛泽东赶出延安，二人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央红军被围剿了五次，最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并最终到达北方的十年。这段时期也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地位极不稳定、几起几落的十年。在这期间，贺子珍为毛泽东至少生下过六胎，特别是在长征途中，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却让贺子珍至少怀孕了两次。
在枪林弹雨、朝不保夕、前途迷茫、生死未卜的艰苦逃亡路上，毛泽东依然保持旺盛的精力，不时找弱女发泄，全然不顾亡命途中女人的难处。嘴上说的是同志之爱加夫妇之爱，但实际上，贺子珍沦为了他的泄欲工具。
经历了生育折磨和无数艰辛后，贺子珍于1936年到达陕西，年仅27岁的她已经瘦弱疲病、人老珠黄，不复当年红军美女的风采。然而，毛泽东却在军事稍安的同时，连续干出几件风流韵事，惹得贺子珍大动肝火。
经过九死一生的生死考验，贺子珍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对毛泽东不再温顺迁就。面对丈夫的出轨，贺子珍选择了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贺子珍曾对他人说：
“毛泽东对我不好。我们俩吵嘴，他拿板凳，我就拿椅子！唉，我和他算完了！。”
1937年夏天，延安的窑洞里来了两个特别的女人：一个是从北京来的学生领袖吴光伟小姐，一个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这两个来自大都市的女子给了毛泽东特别的新鲜感，也彻底摧毁了贺子珍为之珍惜的家庭生活。
贺子珍忍无可忍，威胁要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枪毙这两个妖精”。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安抚妻子，反而是通通赶走。一年之后，他对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说：“去年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是：吴光伟、史沫特莱、加上贺子珍。”
事实上，毛泽东要驱逐的，只是贺子珍。
起初毛泽东的安排是让贺子珍去上海治病，但贺子珍担心去了上海会被出卖，沦落到国民党手里。到达西安后，她违抗了毛泽东的安排，无视毛泽东的电报劝阻，选择取道新疆，赴苏联读书和养病。当时，她身上还怀着毛泽东的第六胎。至此，她已经生下两男三女，所有的孩子在长征途中或因病去世，或送人，或失踪，没有一个留在她身边，真正的夫离子散。
抵达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后，贺子珍于1938年春天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莫斯科面临德军威胁，贺子珍的生活非常艰难。不久，延安传来消息，毛泽东已与从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蓝苹交往，贺子珍算是得到现世报了。她如今的遭遇正是当年杨开慧的遭遇，只不过杨开慧比她更为深情，甘愿为了毛泽东去死。
1938年冬天，贺子珍未满周岁的儿子因肺炎而死去。
到了1939年，贺子珍一再写信和发电报，请求延安中共中央允许她回国。但她的信件和电报都落在了毛泽东手里，因为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家事。毛泽东对她使了个缓兵之计：“你不是孤身一人在莫斯科十分寂寞吗？把你寄养在延安乡下一位老乡家里的唯一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交你亲自哺养好了，算你的天伦之乐吧。”
贺子珍不能回国，三岁的女儿娇娇却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她把整个母爱都给了女儿。由于中共方面不再承认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娇娇在保育院里患了重病，还未断气就被医生丢进了太平间。贺子珍把女儿从太平间里抢了出来，并与保育院长大吵了一场，结果竟被认作是疯子而被强行关进了疯人院，整整六年。
直到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来到莫斯科，偶然得知贺子珍的消息，把她从疯人院里救了出来。毛泽东这才不得不同意贺子珍回国。1947年，贺子珍回到哈尔滨，出席了中共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1948年，贺子珍到达沈阳，1949年又到了天津，可就是不允许她进北京，而被送去上海“继续治病”。
在天津小住时，贺子珍托人把女儿送去北京，交给了毛泽东，期待毛泽东能一念旧情，动动恻隐之心。然而，毛泽东却把女儿娇娇留了下来，交给了江青抚养。江青让娇娇改了姓氏，取名为“李敏”。贺子珍得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张便条：
自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了。我喜欢她。望您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故意把贺子珍写成“自珍”，再对应便条的内容，警告意味非常强烈。
1959年上旬，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把贺子珍接到山上见面，这是毛贺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直到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贺子珍才来到北京的纪念堂里，透过水晶棺，看到了那折磨了她大半生的负心汉。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逝。
丁玲
在延安时，尽管日军正在入侵中国，外面炮火连天，但毛泽东身边的女人如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其中有不少是在历史上流名的生猛女性。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县人，一九Ｏ六年生，一九二六年后以《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驰名文坛，为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的佼佼者。曾在北京与沈从文、胡也频同居，后与胡也频结婚。
1931年，胡在上海被国民党处决，丁玲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33年丁玲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狱中与一特务同居，并生下了一个女儿。1936年夏天获释后，丁玲到了中共主力红军所在的地方——瓦窑堡。在瓦窑堡，丁玲与毛泽东相识，并建立了短暂的亲密关系。此时，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住在老乡家里，去生女儿娇娇，即后来的李敏。
毛泽东是个无论公事、私事均欲望极强、难耐寂寞的人。他利用贺子珍生育这个闲暇，而与其它女性作“超越同志感情的交往”。在上世纪80年代，丁玲回忆起延安时代时，如此评价毛泽东：“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
“在瓦窑堡，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瘦高瘦高的个子，头发也很长，衣服很旧，裤子上打着补丁。那时大家还不称他为‘主席’，熟人都喊他原名‘润之’。他大约原先也听过我的名字，晓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见了面很随和，亲热，爱开玩笑：‘久闻不如一见，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雕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不过，丁玲个性张扬，不是什么大美女，更不是什么甘愿做男人附庸的女人，等北平的大小姐吴光伟和金发女史沫特莱也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快就把这个容易惹是生非的女作家置之脑后，打发她到八路军根据地去采风。
中共建政后，丁玲既是知名作家，又担任了一些文化领域的官职，红极一时。但就在1955年，她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一员，后来被流放到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农场，她曾在信中请求毛泽东给予帮助，但并没有得到回信。此后，她又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直到1979年才重回北京，重新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全国文联副主席。
史沫特莱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身边更出名的女人是史沫特莱和吴光伟。
1937年春天，向往激进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美国左派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打算采访中国工农革命的传奇英雄。在延安访问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很快就与毛泽东和朱德闹出了绯闻。虽然有很多小道消息，但基本上都没有明确证据。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贺子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史沫特莱发生了打斗。
史沫特莱后来写了多部记述中国工农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书，将她所认识的中国革命介绍给西方的读者。但史沫特莱对中共影响最大的，是她为这些高层领导们带来了跳交际舞的风潮，而这种风潮从延安时代一直延续到了文革期间。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如此写道：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毛泽东一开始由于自尊心很强，不肯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一来二去，后来他也喜欢上了跳交际舞，并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跳舞嘛，就是照着音乐走路。”舞会之所以在延安迅速流行起来，主要原因是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邻女郎，跳交际舞也是中共领导们猎艳的好机会。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大批受过教育、向往共产主义的女学生们，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惊喜未定，她们又被热情邀请参加延安的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男性高层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梅建主编的《延安秘事》记载：
这本书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所以写得比较冠冕堂皇。实际上，当时中共那些原本就有妻子的最高层领导们，大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次换妻潮，将以前的糟糠之妻换成了更为年轻和可口的进步女青年。
毛泽东以下的许多党政军官都相继换妻，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凯丰抢占比自己小12岁的有夫之妇房纪……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和徐特立五位中共高级干部，因为年纪大，被称为“延安五老”，其中三位在延安再娶：60岁的林伯渠娶了26岁的朱明，54岁的谢觉哉娶了24岁的王定国，50岁的董碧武娶了31岁的何莲芝。
利益直接受损的是活着参加过长征的革命女将，差不多有50位女英雄们，贺子珍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
“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吴光伟
在延安，与史沫特莱为伴的还有吴光伟，她也叫吴丽丽，长得非常像台湾艺人大S。她出生于北平的官宦家庭，是大家闺秀，并且学识不低，曾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一些回忆录称，她在去延安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丈夫。她比史沫特莱早两个月到延安，但由于英语不错，因此被安排了一些为毛泽东做翻译的工作。
待史沫特莱到达延安后，两人住在一起，吴光伟成为了她的秘书。与史沫特莱只是传言不同，吴光伟在延安与毛泽东的恋情是有很多当事人确凿记录的。美国记者斯洛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洛，也称尼姆·韦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
“她是延安的一位优秀的演员。她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有良好的教养，文静有礼，娇艳妩媚……相当漂亮，长发及肩，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发型。跟延安其它妇女所梳的那种性别难辨的短直发型，大大不同……吴光伟和我是延安唯一的两位卷曲头发及涂唇膏的女人。”
海伦还记述说：“
一九三七年五月卅一日，我应邀前往探望住在山坡的宽敞窑洞里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我在日记里写道，吴光伟烹调胡椒鸡蛋，史沫特莱从菜馆叫人送来白菜汤。正当我们开始谈话之际，毛泽东进来了。
看样子他是个常客。他在那个晚上，情绪畅旺。史沫特莱崇敬地瞧着毛氏。吴光伟亦以崇敬英雄的目光瞧着毛。片刻之后，我吃惊地看到吴光伟走过去，傍着毛泽东，坐在长凳上，她十分温柔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膝上。吴光伟宣称她喝酒太多，并装出十分木讷的表情。当时我似乎觉得那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原应想起她是个职业演员。毛亦显高兴。他也宣称自己喝酒太多。吴光伟大胆地把手握着毛的手。当晚她不停的这样重复做。
而史沫特莱也向爱德加·斯诺转述说，毛泽东经常来找吴光伟谈诗歌政治，甚至写出了大量的诗词指导吴光伟，每次一聊就是几小时。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吴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这也说明，毛泽东对于女性之间的爱情充满了向往和遗憾。他过去似乎更多是基于生理冲动和政治需要在追求女性，但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妻子贺子珍在身边。在他们的绯闻闹得延安满城风雨的时候，终于有一天，贺子珍冲进了窑洞，打断了毛泽东与吴光伟和史沫特莱的欢乐时光，并且动了手，史称“吴光伟事件”。
在一场大闹后，1937年7月底，吴光伟被中共中央理请出延安，具体经办人是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理由是怀疑吴光伟是国民党特务，但这背后未尝不是那些经历长征走到延安的女红军们的意思。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立中共第一人的地位，因此对此无可奈何。毛泽东的报复就是稍后贺子珍在八月间离开了延安。而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待了一段时间。到了九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只好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毛泽东内心燃起的爱情小火苗就此熄灭，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在延安众多追逐毛泽东的年轻女性中，最终的获胜者是江青。
江青
关于江青的生平，外界也有诸多研究和讨论。在我的江青专题视频中，我详细介绍了她的经历。江青原名李云鹤，又名李庆云，进入上海电影圈后取译名蓝苹，后来又改名为李进、峻岭。江青于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她的同乡康生是她幼年时的熟人，江青的母亲曾是康生家的帮佣。在江青的政治生涯中，康生不仅是她的庇护者，也帮助她留在毛泽东身边。
然而，康生与江青的关系也颇具戏剧性。在临死前夕，康生委托毛泽东的亲信侄女王海荣向毛泽东告密，称江青在历史上是叛徒，然而毛泽东对此并未理会。文革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洛克姗·维特克（Roxane Witke）来到中国，采访了江青，两人交谈长达60多个小时。江青在访谈中说出了那句名言：“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维特克根据这次采访撰写了英文传记《江青同志》，并于2006年出版中文版，取名为《红都女皇江青同志》。
根据江青本人的说法，在毛泽东之前与她有过肌肤之亲的男性至少有十多人，其中最知名的包括她的两位丈夫和两位长期情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人都不是主动抛弃江青，而是被江青所抛弃。尤其是第二任丈夫唐纳，作为上海滩著名才子，名气远在江青之上，但因为江青多次移情别恋，唐纳一度自杀未遂。这至少证明年轻时的江青在拿捏男人方面手段极为高明。
1937年冬天，江青抵达延安，那个时候她仍然用着蓝苹这个名字。她一到延安就迅速与同乡康生再度相会，这时，吴光伟、贺子珍、史沫特莱三人已相继离开延安，毛泽东正处于情感空窗期。所有的回忆录都表明，在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中，江青是主动的一方，她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心有所好，两人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段窑洞恋情。
关于江青如何接近毛泽东，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康生主动将江青送到了毛泽东身边，就如同吕不韦把赵姬送给嬴异人。尽管这种说法没有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党内强烈反对毛泽东娶江青时，康生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江青作保，才使得二人最终结合。而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正式与贺子珍离婚。
即便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制定了约法三章：第一，江青不可称为毛泽东夫人；第二，江青只能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不得参与党内政治；第三，此事下不为例，其他同志不得效仿。
当时的延安在共产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曾经短暂流行过杯水主义，主张爱情只不过是性本能的体现，鼓励性解放，导致许多人都脚踏多条船。然而，随着老干部们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年轻小伙子，最终出台了一条政策，规定战争期间结婚必须要有行政级别与党龄要求，从而逐步遏制这种杯水主义的风气。
在中共建政前，江青一直保持低调，并没有在党内政治中留下太多的痕迹。她真正搅动中国是在建国后的文革时期。
尽管与江青结了婚，但毛泽东的绯闻仍然不断。当时延安平剧研究院有四大美女：郭兰英、孙维世、张醒芳和冯凤鸣。其中，孙维世和冯凤鸣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绯闻名单中。孙维世作为周恩来的养女，本来是烈士遗孤，不仅容貌靓丽，而且才华出众、气质优雅，是中共高层人见人爱的美女。她曾被林彪追求，但婉拒了。
作家哈金在《从莫斯科归来的女人》中描绘了孙维世因毛泽东而遭遇的悲剧命运。书中记载：
1949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在返回中国的火车上，孙维世每晚教毛泽东俄语。一天夜里，毛泽东强奸了她，事后孙维世哭着告诉了周恩来，但周恩来劝她顾全大局。由于这段特殊关系，江青对孙维世充满敌意，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被江青逮捕入狱，惨遭迫害致死。甚至周恩来为了自保，不得不亲自签发对养女的逮捕令。
哈金公开表示，关于毛泽东在火车上强奸孙维世的情节并非无中生有，他参考了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记载。此外，江青对孙维世的敌意，以及影响极大的孙维世案，都为这一情节提供了背景支持。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的妻子江青却并不快乐。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不得不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根据苏联翻译顾达寿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中的记载，1950年秋天，顾达寿在莫斯科担任江青的翻译。他对江青的第一印象是美丽动人、身材适中、体态苗条、面容娇好、皮肤白皙，且她说话语调平缓、慢条斯理。然而，在第一次妇科检查中，医生诊断江青患有子宫颈糜烂。她在莫斯科仅住院一周，治疗结束后便返回了北京。
到了1955年，江青被诊断出癌变，医生告诉她她患上了原位癌，但可以完全治愈。然而，江青得知病情后几乎崩溃。她接受了整整一年的放射治疗，医生宣布她完全康复，但她本人始终不相信。从苏联回国后，江青表现出严重的神经衰弱，开始耳鸣，怕风、怕光、怕声音，长期失眠，对安眠药上瘾，却又总是说自己对药物过敏。实际上，江青患上的不是癌症，而是另一种神经疾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林彪也有同样的病，两人同病相怜。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回忆录中证实，江青长期特别怕声音，怕见生人，一听到动静就会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
江青的身心病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也导致她与毛泽东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根据中共党史专家宋永毅的研究，江青与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到1956年间已经没有了夫妻生活，两人开始分居。毛泽东虽然没有与江青离婚，但他开始不断在外面找年轻女性，这让江青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全感，始终担心自己会失去第一夫人的地位。起初，毛泽东还有所顾忌，但时间一长，他便不再掩饰。江青多次撞见毛泽东和自己的护士在一起，内心愤怒却无可奈何，她不敢公然发作，害怕毛泽东彻底抛弃她。
毛泽东对江青的心病了然于胸，他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坦言：“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跟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精神上不断刺激江青，进一步加重了她的心理疾病。在1969到1970年，毛泽东甚至下令警卫部队未经他批准不允许江青进入他的住处。有一次，江青试图闯入毛泽东的房间，被警卫拦住，当场提着木棍就要打人。
此外，他们分居之后，江青还试图干涉毛泽东的起居饮食，但被毛泽东严词拒绝。当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江青不要干涉他的生活时，江青勃然大怒，狠狠踢了张耀驰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早就知道江青在文革前就已经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1958年，中国一批顶尖的医生联合会诊后，诊断江青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令人讽刺的是，医生们的治疗建议之一竟然是多参加文娱活动。不久，毛泽东真的把她派往文艺战线，先主导京剧改革，后来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担任副组长，实际上行使组长权力，成为文革的“伟大旗手”。
这其实就是一次交易。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陈小雅的考证，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早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和江青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青点名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要她不要过问，作为交换，他将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青。为了适应这个协议，江青对外大造舆论，声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两人的关系则是政治夫妻。
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政治地位的上升暂时缓解了江青的心理疾病。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逐渐消失无踪。但实际上她的精神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善，江青毫无疑问是带着病态心理进入文革岁月的。
大量的记载显示，江青在文革中经常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情绪崩溃状态。比如，1972年3月4日，江青无意中自己吃错了一颗安眠药，本来是小事一桩，却让她陷入了妄想和恐惧。她怀疑护士晓兆是林彪派来的坐探，甚至打电话给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要求彻查林彪集团迫害她的阴谋。当江青的指控无人理睬时，她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竟然吓得脸上的肌肤在颤抖，拿笔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最终，她只能口述，让秘书代笔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求救信，内容如下：
“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用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功能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如同枯柴，请主席为我做主。”
毛泽东对这封信根本不予理会，但江青始终相信自己遭受迫害，并将此事作为林彪集团迫害她的重要证据锁入保险箱。江青的精神疾病使她在文革期间成为毛泽东最凶猛的政治打手，她诬陷和迫害了大量无辜者。甚至在1980年法庭上，检方都没有办法统计她直接点名陷害的受害者数量，而这些人不少与江青毫无瓜葛。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北京保外就医的住所自杀。宋永毅认为，她的自杀极可能是抑郁症最终爆发的结果。江青曾在法庭上喊出那句震惊世人的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确，是毛泽东让江青登上政治舞台，也是他将江青推向了深渊。
后宫
毛泽东放弃了江青这个床板，却收获了无数雨水之欢。在江青因病与毛泽东彻底分居后，毛的猎艳方式不再像延安时期那样粗放，而是形成了一整套更为精致的体系。
延安时期的舞会在中南海重新开张，这种舞会表面上是中共领导人的社交活动，但实际上几乎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舞会上大多是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的年轻女孩，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绝对忠诚，文化水平不高，多数来自文艺团体。这些女孩会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当毛泽东跳累了，就会领其中一位自己喜欢的女孩到旁边的房间休息，一待就是一个半小时。
其中，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孟锦云，就是在15岁那年被选中陪毛泽东跳舞，得到了他的喜爱，后来成为了她的专属舞伴。1975年，她更是被调到中南海，照顾毛泽东的日常起居，成为他临死前最后两年最受宠幸的女人之一。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并不喜欢长期待在北京，而是常年乘坐专列外巡，全国各地为他修建了大批行宫。每到一处，当地官员都会为他安排舞会和舞伴。1956年毛泽东到上海时，陈毅特意安排影星上官云珠相陪，此后每当毛泽东来到上海，上官云珠都会被招来侍奉。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上官云珠被红卫兵揪斗，她曾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根据作家铁流的回忆，江青在保密处截留了这封信，随即对上官云珠展开了疯狂报复。1968年某天凌晨三点，上官云珠从公寓四楼坠落，当场死亡。然而，知情人透露，上官云珠并非自杀，而是被江青指派的专案组人员酷刑折磨后推下楼，制造自杀假象。
对于与毛泽东有一夕之欢的女性，多数不会长期留在他身边。毛的秘书叶子龙专门负责处理毛泽东的女人问题，毛泽东的稿费中甚至设有资遣费一项，专门用于打赏这些女孩。普通女孩的资遣费是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相当于那个时候普通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一部分比较特殊的女孩则会被安排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或者获得优渥的工作。
1974年，在批孔运动中，江青点名批评叶剑英，指责他走后门送自己的情人上大学，要求在全国高校清查这种行为。毛泽东随即出面叫停清查，并向亲信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说：
“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上官云珠这类女子，终究只是毛泽东欲望的对象，并没有真正走进他的政治世界。在毛泽东的众多“女友”中，真正在党内不断升官，到达省部级的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小谢”的谢静宜。
谢静宜17岁参军，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成为毛泽东的“女友”之一，也成为了他的秘书。但她的学历很低，不可能真正处理太复杂的文书工作，真实的工作可想而知。从1969年起，她就成为了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的成员，虽然职位不是最高，但却是主导北大文革的灵魂人物，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1972年1月，毛泽东又安排谢静宜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尽管谢静宜从来没有当过一把手，但她同样是清华的核心人物，原因也是因为她直通毛泽东。不仅如此，谢静宜还先后当了北京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到了1974年，她甚至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文革结束后，参与审查谢静宜的汪文风在他的书《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谈到谢静宜时提到：
“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直通毛泽东），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却成为了中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实际掌控者，而且还可以凌驾于副总理、元帅、将军之上，这确实是中共史上的一大奇观。
谢静宜在这些职位上的主要工作就两个字——整人。在北大清华整人，整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触发“批林批孔”运动，她也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是说，她的角色定位跟江青是一样的，毛泽东从身边的女人中选了她，放出去作为咬人的政治恶犬。定位一样，她的结局也跟江青类似。江青被捕的同一天，她也被抓了，迅速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
原本是要把她送进监狱，但经过激烈争论后，最后她免于起诉，原因也很无赖，因为谢静宜拿出了确凿证据证明，她的所有严重罪行都是毛泽东指使的。如果因此起诉谢静宜，那等于把毛泽东定性为罪犯。这点就跟江青很不一样，江青毕竟有精神疾病，除了替毛泽东打击政敌外，还有很多是她自己的肆意发挥，这也是她能够被定罪的真正原因。
不过，谢静宜和江青在文革后期的权势，跟另外一个女人相比，就完全不够看了，那就是张玉凤。
张玉凤
有一个在中共高层人所皆知的事，张玉凤掌管着毛泽东的一个私人保险柜。保险柜里的东西分类、登记、管理都是由她负责。这个柜子里，有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这些文件足以影响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命运，掌握了这批文件，便意味着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巨大优势。
江青在毛泽东死后，要求把保险柜里的文件交给她保管，但张玉凤并不给，并且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汪东兴和华国锋。最后，这个保险柜肯定会被中央高层收走，但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张玉凤不仅是毛泽东的女人，更是毛泽东信任的政治秘书，在晚年影响着毛泽东的决策。
张玉凤194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因为家庭困难，她只读完了小学六年级。那时候她才14岁，为了生活只好出去找工作，成为铁路客运乘务员。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她被选中，成为了毛泽东专列的乘务员。
在一次毛泽东南下长沙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邀请毛泽东下火车小住，组织了晚会。列车上的乘务员服务员都参加了舞会，张玉凤是其中之一。在这次晚会上，毛泽东与张玉凤连续跳了几个舞后，就拉着张玉凤的手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列车从长沙重新出发以后，张玉凤就被调到毛泽东的卧车，从那以后，张玉凤成为毛的专宠。
整个六十年代，毛泽东出行中的照片经常能看到张玉凤陪在一边。比如，1966年7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就是张玉凤陪同。
而到了1970年7月，毛泽东干脆直接将张玉凤调到身边，长期担任其秘书兼生活秘书，成为他生命最后六年最亲近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无论是会见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还是接见党内高层，都能看到她伴随左右。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在与尼克松握手的同时，毛泽东的左手紧握着张玉凤。当然，新华社刊登的时候把张玉凤删掉了，但原照片却早已流传了出来。
张玉凤性格倔强，脾气上来后能与毛泽东互相对骂是狗。毛泽东曾半开玩笑地评价她：“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毛泽东在曾一怒之下把她赶出中南海，张玉凤说走就走，但只坚持了三天，毛泽东又主动服软，让江青亲自去把张玉凤接回来。
张玉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种老男人和小情人之间欢喜冤家式的相处方式。
整个七十年代，毛泽东因为年迈多病，逐渐戒掉了跳舞、游泳这两大爱好。尽管他在七十年代仍然不止一个女友，但却特别依恋张玉凤。这也说明身体的残弱，让毛泽东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越来越有心无力，除了张玉凤，他不愿也不敢相信其他人。
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张玉凤和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另外只有张玉凤才听得懂毛泽东越来越含糊不清的讲话。毛泽东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档，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至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的。尽管江青后来骂张玉凤只是一个“陪睡丫头”，但从1970年到毛泽东去世，张玉凤实际上扮演着毛泽东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
江青事实上从毛泽东的生活中完全出局，只剩下一个图具虚名的妻子身份。当时江青这个正牌妻子想见毛泽东，都必须得到张玉凤的批准。以至于她不得不刻意巴结张玉凤，经常给她送各种礼物。但根据孟锦云的回忆，张玉凤实际上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面前为江青说过好话。毛泽东和张玉凤甚至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不过最后放弃了。
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于理解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中共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比如，根据宋永毅的考证，张玉凤和江青从1973年末起，就因张玉凤保管了毛泽东的巨额稿费，发生了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主席的存款，不要让小张（玉凤）管，要让（毛）远新管。”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也就是公开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这次冲突之后。
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那个时期，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才能决定见与不见，而张玉凤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通报。
1975年6月16日晚，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张玉凤转达。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张便条给张玉凤，语气极其卑微：
“玉凤同志，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江青和周恩来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人。
毛泽东的另一个女友陈慧敏多年后回忆说，虽然她远远没有张玉凤那么重要，但在高干的圈子中，大家也都把她看作是毛泽东的贵妃。有的人见到她，甚至向她磕头求助。而这位陈慧敏也是毛泽东女友中罕见的高干子弟，她的父亲陈玉生曾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陈惠敏尚且可见，张玉凤在中共高层的实际地位可想而知。
十多年前，香港媒体报道张玉凤向中央提交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自己死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都做了记录，这个名单的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玉凤。张玉凤赫然在列，而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都被排除在外。
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不低，因为并不是只有张玉凤一个人听到，其他人也做了记录，中共高层可以很容易核实真假。而且毛泽东既然可以安排谢静宜做全国人大常委，为什么就不能把最宠信的女人塞进政治局常委里？类似的事情他干了不知道多少。
我们完全可以把毛泽东这一荒唐的身后安排看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因为他不可能不明白，如果自己死了，这种安排实现的可能性太低了。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玉凤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否则她可以断然拒绝。这一安排未尝不是她向垂死的毛泽东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在张玉凤提供的资料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病入膏肓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把毛远新和张玉凤叫到身边，说：
“小毛、小张，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他是后来所谓“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很多党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试图让这个年轻的侄子接班。可以断定的是，毛泽东在临死前其实仍然很清醒。他知道民心不再支持文革，左右亲信也都靠不住了。
跟毛泽东有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数量之多，如过江之鲫。以上列举的也只是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人，很可能只是真实数量的一个零头罢了。但到了生命最后，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连最宠信的管家汪东兴、名义上的妻子江青都心怀鬼胎。他名义上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尚在人世，这些人却仿佛被他主动从自己的世界中屏蔽了。权力彻底扭曲了他的家庭生活，让他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亲情，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对毛泽东做出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一来是因为毛泽东有个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但更重要的是指他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冷酷而放纵。
张玉凤在毛泽东死后，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并没有被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清算，但她被赶出了中南海，调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又调回了铁道部。2004年，张玉凤从铁道部老干局退休，并活跃在各种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上。
值得玩味的是，张玉凤其实在1967年的时候跟铁道部工作人员刘爱民结了婚。这是毛泽东很有意思的一面，跟过他的女人，如果他厌倦了，这些女人也找到了下家，他会同意甚至鼓励他们结婚。而且因为这些女人能通天，所以虽被毛泽东厌倦了，但在外面却疯狂受到追逐，甚至不少高官都愿意娶她们为妻。不过，在张玉凤被调入中南海后，她基本上就与刘爱民很少见面，之后他们是否离婚也成了谜团，刘爱民似乎也在她的世界中消失，更像是一个掩人耳目的人物。
张玉凤生了两个女儿。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录，1972年张玉凤怀孕，虽然李志绥认为毛泽东应该没有生育能力，但这种话不能直接跟毛泽东说。毛泽东下令送张玉凤到好的医院去，所有费用由他的稿费支付，而汪东兴也把张玉凤的孩子视为“龙种”。在医院的时候，达官贵人纷纷去看望张玉凤，其中包括江青。
但对毛泽东是否有生育能力这一点，陈慧敏则有另外一种说法。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毛泽东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毛泽东去世后，张玉凤所说的新“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他死后围绕着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这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权力交接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许多真实内幕恐怕要等到中共倒台那天才有可能解密。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玩弄女人，更通过女人去操控权力，翻云覆雨，以情欲左右政局，甚至在榻上祸乱天下，整个国家仿佛成了他们肆意摆弄的私人玩物，这才是最令人唏嘘叹息的悲剧。
WEN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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