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选自陈宪辉《极权中国的毛左暴政的基本状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了战争机器。在世界各国崇尚和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先后挑起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两次)、中印战、越南战争。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话不是随便说说,他真的准备让中国承受核打击。在他统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围绕著他的世界大战、核战争的臆想运行,数千亿资金被用于输出革命、挑起战争、研制核武器、备战、“三线建设”、军工项目战略迁移,“深挖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长久的遗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空前专制。历史上,国人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耕种自由,收获自由,存粮备荒自由,进城务工营商自由,购置田产自由,艺术家创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来,国人的自由空前扩大,享有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办报自由,宣传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上述自由,连同财产生命权一起丧失。在这一时代,中国没有真正传媒,只有党的宣传工具,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按国内政治需要取舍发通稿,再由各报转载,统一口径,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断绝普通民众对国内外新闻的知情权,只允许高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了解国内外实情。在这一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基本达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最严密程度,是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政权网络监视、管制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仅管制每一个人的行止,还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控制著全体国人的思想,通过个人秘密档案决定著每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一时代,中共不间断地发动整肃运动,实施了空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这一时代,统治者逼迫人们检讨,自污,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陷害,营造了亲友,父母子女间互相陷害的恐怖环境,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杀潮。在这一时代,全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思想,毛泽东自己写信用黑话,林彪在日记中也大量使用暗语,众多思想先驱因在私信、日记中表达想法而被中共杀害。中共在这一时代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意陷害: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暗中布置“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响应号召者;鼓励吹牛,“放高产卫星”,然后吹出来的倍增产量数字搜刮粮食,造成饥荒;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要求基层搜出农民藏匿的粮食,造成饥荒后,中央高层以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为替罪羊,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光运动”,实施整肃,迫害人百万计,造成自杀潮;号召党政军当权派造反,然后以“反党乱军”、“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四人帮爪牙”、“三种人”罪名整肃迫害了数百万造反派;同时下达“向军队当权派造反”、“军队支左”、“坚决禁止冲击军队”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数十万造反派成了军队镇压的牺牲品;先鼓动造反派武斗,再号召“大联合”,使百万造反派成了全国武斗牺牲品。在不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上千万人落入陷井。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是对国人残酷迫害,实施阶级镇压,留下了空前残暴血腥的记录: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旧政府时代军政人员、反抗土改的农民百万计;发动“土改运动”,剥夺地主土地,杀害地主乡绅百万计;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迫害旧政府军政人员,反抗暴政者百万计;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剥夺了工商业者天文数字的财产,逼得数十万工商业者自杀;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将全体农民变成了农奴,将农村的粮食搜刮殆尽用于出口发展军备,造成空前规模的饥荒,造成4500万农民饿死;在饥荒后发动发动了“四清”、文革运动,害死国人千万计。在这一时代,中共制造了庞大的贱民群体,以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打入另册,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实施迫害数十年,造成其中数以百万受害者含冤离世。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记录,最恶毒的精神和肉体刑罚。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灾难的一次次会议上,中共高层一次次全票通过灾难性的决议。除了彭德怀写过一封一半吹捧,一半批评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层全体助纣为虐。在“引蛇出洞”设计陷害,“土炉子炼钢”、“高产卫星”等谎言面前,中共全体高层,各界精英共同维护“皇帝的新衣”,全体道德沦丧,全国丑恶横行。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制造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没有敢于提出批评,没有人敢于问责。在饥荒刚刚结束,部分地区仍在饿死的背景下,中共全党掀起了新一轮崇拜毛泽东的热潮,使毛泽东能够立即制造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三线建设”、“大讲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等新灾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添砖加瓦。在这一时代,中共在国人极度困苦中长期无偿对外抛洒金钱。没有人敢于质疑“对外援助”,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完全沦为花瓶,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将千亿计的国人钱财赠送给外国的政府、政党或野心家个人。在大饥荒中,他禁止开仓放赈救灾,同时增加对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铁路,为朝鲜建地铁,为阿尔巴尼亚建电视台,下令批判电影,戏剧,批判孔子,宋江,国人则追随毛泽东任何荒唐指令,全无抗争。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日本、台湾的经济总量增长、国民收增长在7——10倍之时,中国基本没有住宅建设,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时代结束时,农村破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贵州省安顺地区,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万里上任安徽时发现,很多地方农民穷到门、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一个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枝、秸秆; 武安县的乡民靠卖血度日;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年人均口粮都不足一百斤,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农户除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学校搞“反右倾运动”,逼得小学生自杀事件,鼓动学生批斗老师,打老师,杀害老师,捣毁教室,停办大学,取消考试,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逼知识分子检讨,登报自污,请罪,将学生、教师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人民互相斗争,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动阶级仇恨。文艺作品,学生教材中充满仇恨,迫害,仇杀的教唆,培养出了一代迫害狂,人们的良知,独立思想,同情心与爱心泯灭,家庭内的互相迫害大量发生,发生了地震、洪水灾难中的见死不救和趁灾抢劫狂潮,发生了母亲唆使儿子杀害被斗丈夫的事件。

在毛泽东时代,恶毒、暴力的语言大行其道,“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阶级敌人”、“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污辱语言,红卫兵战歌中“滚他妈的蛋”等骂人语言,“作一颗螺丝钉”、“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剥夺人权的语言,“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强词夺理的语言,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恐怖。毛时代的语言与强调效忠领袖、热爱祖国,“犹太害虫”为代表的的纳粹语言和强调“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语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独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极端语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语言,毛时代的语言更加粗鄙野蛮,更加残暴。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集权体制会导致最坏者当政。……独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权体制,共产革命党导致了毛泽东这样的最坏者当政,把革命灾难扩大到了极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中国要建立起全社会真正的自由,连接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架构,必须首先打破暴君毛泽东的魔咒。这将是一个挑战,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出毛时代,他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边。我想中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毛是一个魔鬼,人类史上最坏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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