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勇平

原文标题《西方为什么没有“清官”一说》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下，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得到有效制约，权力滥用是常态，因此在民众心目中认为“官好百姓就好，官坏百姓就苦”。于是民间就期待出现“清官”来“为民做主”，“清官”的意义不是制度性的，而是靠个人道德来克服制度缺陷。所以包公、海瑞等成为文化符号，因为民众的权利缺乏制度保障，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正直官员身上。 

西方国家强调制度作用，而不是个人道德。西方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权力分立、独立司法、媒体监督、透明预算、审计制度、利益冲突法、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些制度使得官员的清廉行为是常态要求，而非清官式的高尚行为。也就是说，西方把“清廉”当成制度硬性规定，而不是个人道德品质。若一个官员必须靠“清高”才能维持廉洁，那就说明制度失败了。 

在西方，公职人员是公共服务者，他们不是“父母官”，也不被神化，因此也不会把某个官员塑造为“清官”。西方强调官员必须遵法守法、政府必须高度透明，此外还有举报保护制度、媒体监督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一个官员不贪污，并不是“清官”，而是“他本来就应该这样”，也就是说，官员不贪是最基本的要求。 

西方没有“清官”一说，这是中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的治理逻辑是人治加道德，而西方是法治加制度；中国的官员角色是父母官、道德榜样，西方的官员是公共服务者、受监督者；从廉洁的产生机制来看，中国的官员需要高尚才能清廉，而西方的制度设计让官员不易腐败；中国的“清官”符号是一种民间寄托，而西方不存在这方面的文化需求。 

不是西方没有“清官”，而是西方把“清官”从道德偶像变成了制度常态，清廉不是美德而是职责，不是个例而是基本要求。但中国的“清官”，完全靠个人道德抵御腐败，官员是“父母官”，具有道德光环，好官可以决定百姓命运。西方不强调“清官”个人，而强调制度作用，官员只是“公共服务者”，不依赖个人品德，而依赖制度规则。 

中国传统是人治，廉洁等于官员品德好，所以值得歌颂和树碑立传。西方是法治，廉洁是制度逼着官员必须廉洁，廉洁是基本要求。中国的反腐靠个人道德和君主决断，靠“清官”自觉、靠“御史”监察、靠皇帝赏罚，一旦上层腐败就会形成制度性腐败，而这恰恰是常态。西方反腐靠权力分立、独立司法、媒体监督、透明财务等，多重制衡让贪腐难以发生。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中国希望出现“清官”救苦救难，这是一种民间寄托，是“清官”情结。而西方不期待“清官”，而期待“规则不让官员贪”，更强调制度正常运行，而不是偶像人物。中国的“清官”是制度缺陷下的心理慰藉，而西方不需要“清官”是制度完善的表现。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清官”是很熟悉的一个词，而在西方人眼中，不知道“清官”为何物。

中国人普遍都有“清官”情结，百姓在面对不公或制度作恶时，喜欢将希望寄托在个别道德高尚的官员身上，期待某位“清官”来主持公道。这是把公平正义寄托给“个人”，而不是“制度”，并把官员个人美德神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狄仁杰、包拯、海瑞、于成龙等，这些代表人物象征着青天白日、秉公执法、不畏权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强的政治意象之一。 

中国的皇权专制导致民众的权利无制度保障，因为没有权力制衡、独立司法、新闻监督等，因此老百姓不能依靠制度，只能依靠“清官”“好官”。制度缺什么，文化就补什么，制度不能提供公平正义，就把希望寄托给“清官”，这是一种文化补偿。由于权力不受约束，一个官员的好坏可能就会影响到百姓生活的好坏，所以“清官”就等于是百姓现实利益的救星，“清官”不只是百姓的情感需求，也是生存需要。 

中国的文化叙事也在不断强化“清官”形象，戏曲、小说、评书、影视剧等，都在大量刻画“清官”，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于成龙》等。中国的社会也普遍相信“人品比制度更重要”，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必有德、德治大于法治，导致对官员个人品德的高度依赖，不信赖规则制度。 

中国的“清官”情结，导致过度依赖道德，从而忽视制度建设，把治理看成“选贤任能”，而非完善制度，把问题个人化，而不是制度化地看问题。“清官”情结会阻碍制度反腐，妨碍制度建设。总之，“清官”情结是长期以来人治、德治形成的政治心理，民众权利缺乏制度保障，就只能将希望寄托给个别好官。制度越薄弱，“清官”就越被神化；反之，制度越完善，“清官”就越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