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霞
原文标题《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一、 领导小组毁顶层党政领导与决策机制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攫取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 / 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 “。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 / 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 / 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二、 流氓修宪 共和制倒退为准帝制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 中共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历史演化
各级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么，习近平何以能如此顺利地流氓修宪，玩弄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于股掌之间？说到底，这是中共党“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必然。让我们对此做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图章”
1949年前中共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乡村贫苦农民、城市流氓无产者与产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列宁主义类型的党，毛泽东与中共党深知，只有把列宁的”思想”——俄国人生涩难懂的抽象话语——转换成连中国底层民众都听得懂的话，才能成功地动员他们加入中共闹革命。于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说法，就是中共最广为人知的鼓动口号。所谓”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坐江山”，就是中共党掌控国家权力。毛泽东从带着队伍上井冈山起，就琢磨着夺取国家政权。
1931年中共在井冈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既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版，中共党的国家理论源头，就是列宁的”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思想，这成了中共党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国家之上的”政治正确”盾牌。经过28年的暴力杀戳，中共夺得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共党而存在，全国人大从来没有获得过宪法所阐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媒体人黄钟先生曾经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泽东建政后在全国发动各类运动，包括参加韩战，都只在中共党内讨论决定，根本不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10月——1954年9月)和全国人大(1954年9月以后)常委会审议批准；三年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4000多万人，全国人大没有追究毛泽东和中共党的罪责；1964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意见分歧矛盾激化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拿着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最终刘少奇于1969年11月惨死于河南。
从宪法权威角度说，无论是宣布战争状态、追究执政党和中共政府重大责任、罢免国家主席等，都属于全国人大的核心权力，也只有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泽东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统治后，就不在乎曾经给民众的民主承诺了。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继续革命”的神圣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毁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治秩序，全国人大在民粹运动狂暴冲击下，长达9年多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党中止文革，全国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与人大关系的动态变化
汲取毛泽东与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率先破除”两个凡是”；安徽农民冒死试验家庭承包责任田；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出过一些新的气象，客观上给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动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然而，人大新气象好景不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间经历了马鞍形的沉浮变动。
人大代表真竟选终究梦幻一场
1980年代初在筹备召开各省市的人大会议过程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都有大学生成为竞选中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刘少奇儿子刘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当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如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等，后来成为海外华人中的著名民运人士。
竞选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民众普及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径和机会，年轻人再次成为草根民主兴起的先行力量。面对民众的热情高涨和积极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态度逐渐发生分化：邓小平陈云等从一开始的鼓励默许到后来的限制；胡耀邦等则始终如一地明确支持大学生的竞选热情。邓小平1980年底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竞选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判定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北京市委下达通知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党员不得参加竞选；北京大学一分校党委书记，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击候选人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竞选讲话……。然而，胡耀邦则认为”竞选出人才!”北大党委副书记主动参加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并表示校党委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但是，胡耀邦等终究抵挡不过中共政治老人的强大压力，北京等地党执行邓小平压制民主的旨意，封杀当选人大代表的北大学生胡平，使胡平毕业后长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师范学院校方粗暴干预选举，由此引发湖南学潮。各地出现的情况表明，即便”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阐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由中共党指定或商定；凡是独立参加竞选而当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这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让某些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它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而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种钱权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间人士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表面上并不直接打压公民独立参选人，实际是利用公权竭力为官方推荐的人选造势，变相限止独立参选人的活动，尽量阻断他们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给独立参选人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民间人士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等。
习近平上台后对社会实施严厉控制和打压，民间人士参与政治的环境空前严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独立候选人遭到各种骚扰、恐吓、围堵、非法拘禁，一些独立候选人手机被抢、电脑被扣、人身被监视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选举时，英国媒体BBC的一位资深记者前往约定的独立参选人家采访，到达参选人家门时只见大门被堵、窗户被封、参选人被软禁在家。记者与那群身份不明的围堵者交涉周旋了半个多小时，非但见不到参选人，相反还遭到百般阻扰和暴力驱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被迫放弃采访。中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所谓”选举”只是一种虚假的政治包装而已。由此，各级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党放心的人聚会的特定场合，各级人大会议都不可能违背中共党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头博弈
中共党对各级人大的控制，最关键的环节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过党”推荐”的政府成员名单。各级政府组成人员须经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这是各级人大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党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重要关节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于表达真实的投票意愿，不再完全依照中共党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过不了关，即便是等额投票政府组成人员，党的组织意图照样落空。例如，原辽宁省恶名在外的贪官慕绥新，属于既有能力干事又敢胆大妄为贪腐的官员，曾被省委推荐为省政府某厅厅长人选，但多数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慕绥新未能获得新职。人大会议后,省委即任命慕绥新为该厅党组书记，比厅长的权力还要大。于是民间嘲讽说:”人民不要的，党要了。”这不是孤例，习近平作为任职候选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决过。
在习近平父母老关系的活动下，1985年5月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不久后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12月的厦门市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被提名为下一届市长人选(正厅级)，并且是等额选举。然而，投票结果是习近平得票不过半数而落败。不久，习近平就被调到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提拔为正厅级干部。因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无需经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选择政府组成人员，这既是人大的核心权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中共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集中体现。1993年的浙江和贵州的两省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的省长候选人，于是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联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长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民意”省长当选了，党的意图意空了。在中共党顶层看来，这不仅是”选举出了问题”，而且是对党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自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与贵州省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坚持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把手”(正职)只能有一个投票”人选”，实际变相剥夺了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人选”的权力。
如何对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选择”？中共党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过一些情况，我再做些补充:
一是以中共党的组织名义，要求被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服从组织决定，声明自己退出”候选人”之列，让代表民意推选候选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会投票，以地、市为单位划成若干分团，把责任砸实到地、市主官到头上。若投票结果违背党的意图，轻则主官调离降职，重则找个反腐败借口”双规”审查。我曾亲耳听中纪委研究室主任说：”官员都不经查”，一抓一个准。
三是工作人员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单图，代表按规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写票后将选票反扣在座位台面上离开现场，由工作人员按座位顺序收取选票。翻开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组织要求写票。这种种做法，等于废除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规则。
四是投票时告知人大代表们，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请动笔” 。人大代表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公开动笔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选人”?!
以上这种种做法，都是利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胁迫，限制人大代表权力，以保证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实质人事大权牢牢把控在中共党的手里。
其实，所谓投票代表民意与党的意图博弈，说到底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各级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70%，党的意图应该是有把握实现的，之所以出现”民选”省长，根子还在于党内缺乏民主。中共党内，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确定人选推荐名单的背后，是党内不同势力之间权力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中共党决策的潜规则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不开会”。为新一届政府选配负责官员属于最重要的决策，其习惯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强调”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党员人大代表讨论征求意见。由于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机会表达，于是就在人大会议上用人大代表的权力来与中共组织抗衡。然而，由国家极权统治体制掌握一切资源所决定，党组织能掌控所有干部甚至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达官显贵跌落至阶下囚徒。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收紧党内控制，党员人大代表就鲜有敢违抗组织意志的。事实上，后来其余的省人大会议再也没发生过类似浙江、贵州两省人大会议的情况。
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省部级干部后备队伍)的讨论，一位学员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中组部干部调配使用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这位学员发问：”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授权”原则的冲突究竟该怎么解决？事实上，当制度本身存在矛盾冲突时，常常是承担相应职责的官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们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权斗的牺牲品。
“异化”的人大”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人大的职能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谈话———后来被美誉为”窑洞对”，毛泽东说由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事实正相反，70 多年来中共一直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
首先，各级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过政务院人民检察委员会，直接监督政府，谭平山任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建立党内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实行间接监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共同纲领》阐明的中共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性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设立国国家监察部，专职行使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权，国家监察部向全国人大负责。1957年反右后，中共党决定把全国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收归于党，撤销国家监察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国家监察部，将监察部的人员和业务归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共的(监察委)纪检委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全国人大的监督职权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恢复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始终处于悬空状态。
其次，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从理论上说，制定宪法是为了实施宪法，并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违宪行为，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然而实际生活中，公权力违背宪法的强力行为处处皆是，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稍举几例:
比如，各级人大开会特别是全国人大开会，人大代表习惯性地使用”聆听总理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之类的语句，批评质询政府工作的意识极为薄弱，甘于扮演”举手通过”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国宪法第35条阐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结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70多年来除了民国时期组建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外，中共党始终严厉打击民间的任何结党结社活动。文革前以成立反动组织为罪名，1978年后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许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监，有的至今依旧身陷牢笼；
再有，2020——2022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击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执行绝对清零政策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权，不少人因此而被夺去性命。然而，中国政府至今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全国人大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批评性反应，更别提追究中共党魁和政府责任；
还有，中国每天都在”打内战”。全国各地城管、辅警越权滥用暴力，动辄没收平民摊贩售卖物品，公开抢劫私人财物、当街暴打民众，甚至随意抓捕民众，他们连80多岁的耄耋老人、身残肢障的行动困难者都不放过。这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却不见各级人大站出来伸张正义，制止粗暴野蛮”执法”；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公权力违宪违法在中国成为”常态”，与宪法难以进入司法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的宪法学家曾经不断提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然而几十年的呼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八位学者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被称之为”合宪性审查”。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做任何回答，仅由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都未能推动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贺卫方教授曾经叹息：法学家们所期望推动的法治进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1978年以后，”马上夺天下”出身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作为”老干部”退休前的过渡性位子，即所谓退居”二线”。于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了老干部临退休前的”养神干政”机构，免不了与在”一线”(政府)任职的少壮派官员产生各种矛盾摩擦。这类摩擦分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批评监督政府；另一是夹杂着人际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制肘现任领导。这就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不那么”听话”，在职官员感觉”党的领导”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中共实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把人大常委会直接置于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之下，实质是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确保权力意志的通行无阻。由此人大的监督功能——仅有的有限制约强权意志的某种制度性设置也被实际上废除了。
总之，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过生气活力，一度改变过其”橡皮图章”的面貌。然而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本质所决定，中共党难以容忍”人民权力”的有限行使。从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开始，中共党就想方设法地阻碍人大履行权责，挤压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间，最终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又基本恢复了全国各级人大的”橡皮图章”原状。
即便如此，习近平并不满足，他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达到改变全国人大性质定位的目标。请看: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实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两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会名义)汇报工作的制度，并强调这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习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宪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与修宪事务；
2021年，习近平要求人大成为”四个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民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种性质定位明显违背宪法。
2024年，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当众敲桌子，训话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而赵乐际在习近平训话后立即掏笔补作记录。这一突兀互动表明，习近平公开无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权威。由此,这成为引发各种媒体议论的热点之一。
归根到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高踞于国家之上的“一党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毛泽东有所顾忌，做的较为隐蔽巧妙，有学者概括为表面一套实际上另一套的“阴阳体制”，而习近平则索性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显出党控制一切权力的极权统治本相。
四 下狠手控制军队 将党军改为习家军
2024年6月27日，中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同一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取消上将军衔，送交军事检察机关司法处置。这是个轰动性大消息，媒体论之为”“习近平控制军队绝不手软”。确实如此。习近平上台12年，“折腾”军队不断，搞得将无宁日，人人自危，其目的只有一个：绝对控制军队。这是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确保其独裁专制统治的最为重要而关键的部分。
1、修改党章 凸显党军真实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产生以来就是党军而不是国家的军队，更不是人民的军队。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党军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宣言，却不知道这话也是对中共党内而言的。在中共党内，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是老大，其他人只能俯首称臣。无论是1971年的林彪9.13事件、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还是1989年的6.4屠城，无论是中共党的血腥内斗，还是维持中共党一党专政，关键时刻谁掌握枪杆子，谁就“一锤定音”。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习近平，历任中共党魁都明白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说到底，中共真实的党军关系绝非是“党指挥枪”，实际是“枪押着党”。
1989年6.4屠城中，邓小平给习近平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要坐牢党国大位，就要掌握军队；要掌握军队，就必须修改党章。
为抓军权而改党章，邓小平首开恶例。
1982年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7年邓小平告老退休，但是退休不放枪杆子，中央军委主席这个位子是要牢牢占着的。于是，党章为邓小平而修改。1987年党章第二十一条删除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句话，只保留了“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如果说，十三大会议结束时谁都没料到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普通党员，竟然可以掌握一国军权的话，那么人们就更没有想到，一年多后邓小平竟然凭着党章的这一修改，在关键时刻扳倒了赵紫阳，保住了党的统治地位，保住了自己的晚年善终，并反过来解除了赵紫阳的党总书记职务，并将赵紫阳软禁到死。
萧规曹随，习近平上台后控制军队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按照邓小平做法再来一次：修改党章。2017年中共十九大党章的修改增加了一句话：“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加上这一句话，意味着军权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只有他能调动和指挥枪杆子。这个军权包括中国境内所有的官方编制的武装力量，决不允许另有人“拥兵自重“，与习近平分庭抗礼。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十九大党章后，紧跟着中央军委向全军印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要求“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人民武警”微信公众号，当天推出一首名为《做习主席的好战士》的歌曲。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国防部网站专门发布一篇文章，再次肉麻吹捧习近平，向习近平表忠诚，文章写道：习主席不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文章还写道：“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彰显着部队上下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坚定自觉”。习家军就这样亮相登台了。
自此，顶着中共党军名义的中国全部武装力量，实质变成习家军。
2、 “礼”退太子党军中将领
习近平从上台前就开始谋划抓军权，他的第一步就是谋军委主席之位。2012年8、9月份，习近平隐身半月不露面，引得外界纷纷猜疑。党内有种说法悄悄流传，他是要挟当时的胡锦涛中央，逼胡锦涛全退，直接把军委主席位子让给他，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与胡锦涛当军委主席时几乎不去军委大楼办公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定期去中央军委办公厅开展工作，每周至少半天，时间远多于之前的共产党领导人。”
习近平对军中太子党红二代将领极为忌讳。因为无论是文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儿子陆军上将刘源，胡耀邦总书记女婿海军上将刘晓江，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空军上将刘亚洲，都在军中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有他们在，习近平就难以立起自己想要的军队统帅权威，更难做到像邓小平那样使军队完全听从指挥。习近平曾对身边人讲过：“军中‘三刘’不用“，他以到“点”退休的名义礼请红二代高阶将领退休，不动声色地和平解除他们的权力。果然，刘源被蒙骗退休、刘晓江到“点”退休、刘亚洲没到龄提前退休。只有张佑侠，已经74岁但仍继续任职。张又侠父亲张宗逊在战争年代曾经与习仲勋搭档率兵（野战军），并与习仲勋同为中共党西北帮老人。即便刘亚洲退休了，习近平仍不放心，2021年12月将刘亚洲和他的弟弟（原总参谋部的少将）同时秘密逮捕并抄家。刘亚洲被关押一年后内部传出消息被判处死缓，并在军内开展肃清刘亚洲影响行动，收缴和销毁刘亚洲出版的文章著作。搞掉了威信甚高的“三刘”上将，其余红二代将军就群龙无首惶恐不安，个个不敢轻举妄动。
3、“军改反腐” 一茬茬地“腾位换将”
中共军队的腐败甚至比地方更严重，习近平以反腐为名清洗军队，提拔自己信得过的人。据“解放军报”透露，十八大以后的5年间，至少有13000名解放军官员因贪腐而受到处罚，惩办了100多名少将以上的军队将领，其中有8名上将。其中，2014年查处了16起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2015年1-5月底，半年内查处贪腐将领19名，使被查处军以上将领达35人；2016年底又有至少53名少将以上的被查处。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两名副国级：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将徐才厚和郭伯雄。
习近平在军内反腐抓人，只是控制军队的第一步，真要清除军内的所谓“派系势力”，实现大规模腾位换将，就只能搞军事改革。这不但听起来名正言顺，干起来也相对容易得手，习近平就是这么做的。2015年解放军轰轰烈烈搞军改：
一是改兵种军建制，将解放军四总部改为十五个中央军委职能部门；改大七军区为五大战区。所谓“拆庙搬菩萨”——现代的“杯酒释兵权”——让一批到龄不到龄的高阶将领都乖乖回家抱孙子。
二是废止部队原有番号序列。割断老部队数十年的战史军史，消解部队的集体记忆，也就切断了军中将领与老部队官兵的情感联结纽带，这更便于习近平对部队的各个操控。
三是培育军内习家势力，将与习近平曾有交结、以及投靠于习近平的军队将领提拔安插到关键职位。比如魏凤和，习近平上大位一周就在中央军委大楼为他单独举行上将授衔仪式，以这种方式对外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比如何卫东，出生于福建，参军后长期在福建驻军部队工作，连二十大代表都不是，却破格名列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四是跨军兵种、跨战区频繁调动高级将领，使得“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军队将领不熟悉下属部队，对外打仗难能取胜，这本为兵家大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又确实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对防止军队谋反相当有效。
习近平恐怖治党，也同样恐怖治军。“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他的响亮借口，伴随着军改乃至中共20大以后，他抓军队反腐一刻都没停止过，然而贪腐大案依旧层出不穷。2023年，中国火箭军爆出高层贪腐大案消息令人惊愕，它牵涉到中央军委发展装备部、涉及到航天军工企业等一系列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抓了15名将级军官和军工企业高层主管，前后三任火箭军司令被抓，其余副司令、政委等悉数被查。习近平一边不断提拔新人，一边政治清洗无尽头，这不仅加剧习近平与军队将领之间的互相防范相互猜忌，直接影响到军心的稳定；而且军中必然出现为数不少的政治两面人，更加动摇军队将领的忠诚可靠度。如此恶性循环，习家军这一内在“致命伤”绝无可能消除。
4、借“深改”之名收拢所有武装力量控制权
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所有武装力量收归为中共中央军委一元化控制。
中国的国家武装力量比较复杂，除了解放军还有武警、特警、专业警种、公安部队等。武装力量的多系统分置，意味着武装力量的多头控制，这对习近平来说就是最大的潜在不安全因素之一。2012年之前内部曾有传言，指周永康掌控着大约250万警察部队和公安部队等，而解放军只有200万。当时有人称这种情况叫“党中有党，军中有军”，周永康手中控制的武装力量确实能够威胁到习近平的权位。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其控制军队的重点在抓军队“反腐”和军事改革，还来不及调整和理顺政法系统武装部队的指挥体制，来不及更换公安武警部队的高层军头。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习近平将公安、武警部队收归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将国务院职能部门领导管理的专业警种部队（例如黄金警察、森林警察、水电部队等）全部改编为非现役专业队伍“消化”掉，这就消除了体制内最大的不安全因素。
习近平还从另一个角度汲取了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教训”，以保证“枪杆子”、“刀把子”不出问题。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四人帮”之间紧张关系到了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地步。在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汪东兴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分别拿下“四人帮”，这才使得中共国的走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和改变。习近平牢记这一教训，上了总书记大位以后，就频繁调动八三四一部队的军头，驻守中南海的中央警卫部队师团两级的军官差不多每几个月就调动一次。再后来，习近平将中央警卫局掌控的兵力——“八三四一”部队从中央办公厅剥离出来，直接归属中央军委管理指挥，中央办公厅主任无权调动中南海里的警卫部队，就不可能再出“汪东兴第二”。
通过十年来几番大动作，习近平把中国全部武装力量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全党全国乃至全军，只有习近平一人能够调动军队。20大以后，军队已经不再强调中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是突出地强调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军队对习近平个人绝对忠诚，向习近平个人负责，做让习主席放心的好战士等等。由此中共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军关系事实上被转向为军队与习近平的关系，军队不再是中共的党军，已经转变为习近平的习家军。
五 实施党政一体化 解构国家行政系统
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反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的重要思想，颠覆中共党曾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变本加厉实施党政一体化，重新强化中共党垄断一切、控制一切的极权制度。这不仅是改革的严重倒退，而且是对现代国家体制的严重破坏。
让我们稍许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上的 8月18日，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80年的这一天邓小平做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尽管这篇讲话有很明显很重大的历史局限，但在当时算得上是邓小平思想的高光点——邓小平是中共党魁中提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人。按照邓小平与中共中央的意见，1987年中共党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党政分开”；后来邓小平又特别强调中共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
尽管中共党因汲取毛泽东专权与中国文革的惨痛教训而提出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但依旧在党内遭到巨大阻力，后来“党政分开”逐渐演变成“党政分工”。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对中共党内的官员们来说，“党政分工”有捞钱机会。中共强调党的领导，干部手中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法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提供着许多挣钱机会，这就给官员下场将权力变现捞钱，打开了方便之门。故而，他们愿意“党政分工”，各自在自己的权力领地内大肆发财。一般而言，党务系统尤其是分管组织人事的买官卖官捞钱；政府行政系统的通过工程招投标受贿；司法系统的大多在查处案件上收钱；为省部级以上高官服务的秘书（长）也都各有自己的捞钱捞利办法。
二是对中共党魁来说，他们的最大恐惧是丧失权力，绝不可能自动缩减手中权力。后来“党政分开”与“党政分工”这两个说法，逐渐淡化并含糊其辞地合为一体，结果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执行中被扭曲为行政机构改革。从1990年代起开始，几乎每一届中国政府都被“改革”折腾一次，一直未能相对稳定地运转。
说到底，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其起步而言，是对中共党自身权力实行分权制衡、法治约束和民主监督，就其根本趋向而言是还权于民，实行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这必然遭到中共党内的强烈抵制，其中一个说法是改革“削弱”了党的领导。
对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来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掌握一切权力，更直白的说是父辈“打江山”，我辈天经地义“坐江山”；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把被中国市场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客观效应所削弱的党权重新强固起来。习近平上台后一再强调毛泽东的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搭建党政合一的党国体系方面，习近平远超毛泽东。
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打着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旗号，重塑党政体系，做了三件事：
一是将带有临时意味的“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二是中共的某些职能机构并吞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三是将中央政府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属性改变为政治机关，将中央政府定位为落实和执行习近平党中央决策的办事机构，消解中央政府职权职能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首先，将 “ 对口领导 “ 工作操作机制提升为国家领导制度
毛泽东时期建立党的领导小组，对口衔接政府的某些工作——称之为“对口”领导——但只是作为操作性的工作机制，总体上依旧保持国家行政系统表面上的相对完整性。比如，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即针对政府工作的相关领域相关行业，设立党的小组/委员会，将之作为连接政府、过问政府工作的纽带。比如“对口”政府的文化、教育、卫生（部厅局），设立党的文教卫小组；对口政府的工业、交通、商贸等，设立党的公交财贸小组；针对政府主管农村农业的部门，设立党的农村工委等。当时中共党不少地方省委分工明确，有工业书记、农业书记、文教书记、财贸书记、政法书记等。改革前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共二十多年的党委对政府工作的双重领导机制尽管出不了巨贪，但官僚主义严重、政府效能低下。
2014年习近平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名义下，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把所有能集中的权力都集中到“党”的手里，而后再不露声色地加强他个人对党政体系的直接控制。
在中共的党和国家制度构架中，无论什么名目的“中央领导小组”，多带有临时性，权威度显然不够。而党的XX委员会则可以变成党和国家的常设机构，比“领导小组”更富于权威性，并且伸手揽权更为名正言顺。2018年至2023年的党和政府机构改革中，习近平不仅将之前的一系列中央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委员会外，而且还新建了数个委员会。如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等；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加上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担任了13个委员会中的至少8个主任或主席职务。
所有这些中央委员会或办公室所管的事项，原本都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之内，但若从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这一角度看，经过2018年至2023年大刀阔地对党和国家机构实行手术式的“改革”后，他生生地把宪法规定虚位虚权的国家主席做成了实位实权。有评论说这是回归“党政合一”体制，而在笔者看来，这是在重组国家系统，构架“党国体制”。
习近平自己评论说：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 。
第二，2018 年以后的 “ 行政改革 “ 是党的系统吞并政府系统
2018—2019党和国家机构的调整变动总体上分成四大块：即党中央机构；国务院机构、军队改革（含跨军地改革）；以及地方机构改革。本文暂不涉及地方机构的情况。
中央政府系统涉及的部门最多，变动调整力度最大，变化类型最为复杂，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把保障政治安全(实质是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安全)，防范各种风险放在机构调整和变动的第一位考虑。
二是分解国务院职能，并把重要的关键的部门直接抓在党中央手里。
比如原先宏观调控能力最强、权力最大的部门——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权力被上收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发改委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决策能力被削弱，转变为保障中央委员会决策实施的执行能力。
三是把对中共党统治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合并到党的职能机构里去，由党的职能机关直接管控。比如:
管钱，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管住财政部和审计署(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计署)。
管人，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党和国家机构编制工作,撤销国家公务员局。
管思想，将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并到中宣部，对外加挂政府有关机构牌子(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机构牌子)，由中宣部统一管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与电影。2023年的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还显示，习近平重视什么，就将什么纳入党的系统控制，以党的权力并吞和限制政府职权。
管科技，习近平重视与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比拼高科技，尤其重视高科技在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运用，先是成立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后于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共中央科技委员会”，以示党中央亲自抓高科技新质生产力。然而，新建的中央科技委员会仅有主任丁薛祥光杆司令一人，副主任以及组成人员名单至今空白，日常工作由国家科技部承担。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成烂尾机构?
管金融，在金融行业建立两个中央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管民族宗教，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宗教管理局合并进中央统战部内部。
管维稳，加强中央政法委，直接掌管执政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事务。《改革方案》决定撤销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办公室，撤销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撤销610办公室(防范治理邪教办公室)等,将相关事务统一交由中央政法委承担。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直接控制司法，国家司法部是这一委员会办公室的所在点。
第三，改变中央政府职能定性，加剧国家系统的混乱。
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一切，将中央政府定性为“首先是政治机关”，将中央政府职能定位为“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混淆政党与行政系统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职能与作用，从插手干预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到肢解中央政府职权，再到取代与推翻改变政府决策事项等，极大地干扰政府工作。短短十多年，中国经济从繁荣到衰败，新型产业与行业经济从快速生长到急剧衰退，无一不与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一切决策权归于自己有关。
综上所述，习近平所谓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是在向毛泽东时期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回归。习近平把毛泽东没做、也不敢做的事情做了，初步建立起党国一体、个人独裁的国家体制，与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体系完全背道而驰，让全世界为之瞠目。
这种以“改革”为名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无论用什么漂亮的新词语包装，都遮掩不住以保障独裁者个人权位安全为轴心的根本目的，并使整个国家资源和国家运行都服从于服务于这一目的。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政党功能与政府功能的纠缠不清，导致国家功能紊乱、系统失灵、运行失序等严重问题，使国家处于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灾难性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WEN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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