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徒步的骑手

原文标题：中国城市白领农民工化

各位好，今天讲一讲这几年中国迅速形成的一个趋势，就是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迅速农民工化。也可以说，中国正在把农民工模式向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推广。农民工模式的特点是四个字“用废即弃”，就是把人当成作干活的工具，以最高的效率极限压榨，榨干了就像废品一样抛弃。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劳动力的报废周期正在迅速缩短。

大约八九年前，在上海一家日本餐馆，曾经跟国内一家名气很大的企业副总午餐聊天。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他的企业蒸蒸日上。我问他，怎么看“中国模式”和中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他相当坦诚，说：“我们的竞争模式，说白了，就是拼员工的工时，拼谁的员工更能熬。一个企业让员工一天干10小时，另一个企业要竞争，就得让员工一天干12小时，再杀出来第三个企业，要后来居上，就得让员工一天干14小时。你不这么干，就生存不下去。”

他说：“你看看我们的人才储备，看看我们的技术水平，看看我们的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尴尬位置——高不成，低不就。除了把价格压到最低，把人力成本压到地板以下，没有别的路可走。大家都知道，拼价格、拼人力，拼加班，有个极限，但都希望在自己拼到极限前，对手先倒下。”

当时，中国刚爆出996，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那位做企业的朋友说，现在都把互联网行业等同于创新，但这种工作模式，一点都不新，这只是我们制造业玩剩下的东西，就是把程序员当农民工用。后来，也有不少996程序员戏称自己是“码农”。代码的码，农民的农。很多程序员的工时，并不比农民工短。

过去这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各行业、各阶层不断农民工化的十年，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极限压榨，“用废即弃”的十年。

2000年初，中国加入世贸，经济开始腾飞。因为中国体量巨大，经济增长有惊人的放大效应，外界开始称赞“中国奇迹”。在连续十几年的经济腾飞时段，炫目的“中国奇迹”遮盖了它残酷的底层逻辑，或者说，支撑中国产品巨大竞争优势的那个很不光彩的底层奥秘，就是“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

这种没有人性的模式，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在于中国这个国家独特的不拿国民当人的政治制度。国民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一颗螺丝钉、一块电池、一件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有用工具。一旦用废了，没用了，可以随时被抛弃，随时被替换。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用废即弃”的中国模式，是如何从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发端，又是如何像病毒一样，蔓延到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蔓延到大学科研领域，为无数博士、博士后，铺就了一条注定刚步入中年就“报废”的人生道路。

“用废即弃”，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残酷。比这四个字更残酷的，是那些把残酷包装成“学术”，编造出一串串“学术”黑话，忽悠老百姓的“学者”。这里的“学术”和“学者”都是打引号的。中国有大量被政府圈养的所谓“学者”，少数是精心圈养，大部分是粗放圈养。在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中，政府为他们建造起一座座“学术”温室，他们的工作就是发明概念、短语和理论，来吹嘘“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他们告诉你，这叫“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制度优势“、“比较优势”……这些学术黑話听起来博大精深，但剥开层层包装，就会发现，它们的内核极其简单、极其粗暴——无非就是“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

“农民工模式”的第一个版本，我们都非常熟悉。1980-1990年代，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村庄，离开土地，离开他们的家庭，潮水一样涌入东南沿海的工厂和工地。他们的身份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的贱民。因为中国反人性的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他们只被允许在城市干活，却不被允许享有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第一代农民工拿着最低工资，住在拥挤的宿舍，吃着没营养的饭食，在充满噪音和粉尘工厂和工地，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他们是建筑工地上和生产线上最完美的“肉身机器”：年轻、廉价、顺从、听话，而且随时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替换。

当他们的身体因为高强度劳动而出现伤病，出现伤残，当他们不再“年轻”，他们就被果断抛弃，人生提前报废。国家和企业不需要为他们的医疗和生计负责，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到他们。他们的归宿，就是带着一身伤病和微薄的积蓄，回到早已物是人非的家乡。他们被低成本地用“废”了，然后再被毫无成本地抛弃。

2019年末，我第一次在台湾骑车环岛。路过知本温泉，泉水很热，可以煮鸡蛋。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等温泉煮蛋，打开手机浏览新闻，看到《华盛顿邮报》一篇报导的标题“They built a Chinese boomtown, it left them dying of lung disease with nowhere to turn” —— “他们平地建起一座中国都市，却落下尘肺病，走投无路”。那是第一代中国农民工的故事。几十年前，他们还是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背井离乡，从偏远农村来到深圳。当时的深圳，还是个小渔村。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农民工，把小渔村建成一座繁荣的新兴都市，创造了“深圳速度”。

在深圳，他们从事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风钻爆破，却没有合格的劳动防护。为了给摩天大楼打下坚实的地基，他们手持风钻，日复一日在坚硬的花岗岩上钻孔，肺中吸进大量粉尘。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会导致尘肺病。吸进去的粉尘，会像水泥一样，在他们的肺里凝固，摧毁他们的呼吸系统，让他们在痛苦中缓慢死亡。

当他们被病痛折磨，无法继续劳动，就被这座他们付出了青春和健康的城市，像建筑垃圾一样抛弃了。他们不属于深圳，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他们来的时候是健壮的青年，他们被自己建设起来的城市抛弃，走投无路，被迫回老家的时候，已经是一身病痛，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在无钱治病和无法呼吸的煎熬中等待死亡。只是湖南耒(lěi)阳县就有100多名在深圳建筑工地染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几十人已经死亡，很多是在绝望中自杀。

有幸存者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等死。他们一次又一次回到深圳，想讨回一点公道，至少争取一点能让他们多呼吸几天的救命钱。但等待他们的是警察。他们被当成强国盛世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深圳的警察像对待罪犯一样驱赶他们，追打他们，他们像罪犯一样四处逃窜。走投无路中，有人跑到高架桥上，想纵身跳下去，一了百了。

在知本温泉，读完那篇报导，肚子也不饿了，想起了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的一本书，书名叫《War Trash》——《战争垃圾》或《战废品》。那本书讲的是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战俘，国家把他们送到朝鲜去打仗，他们九死一生，不幸成了战俘。被交换回到中国，他们被当成叛徒对待，成了国家的贱民。他们像战争垃圾一样，被国家抛弃。

那个体制，不是到了农民工时代，突然之间就变得没人性，而是整个制度的设计，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就是非人性的。战争年代，它把自己不幸做了战俘的军人当成“战争垃圾”抛弃，和平年代，它把自己的国民当成用废即弃的“建筑垃圾”抛弃。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建筑工地上，还是在工厂车间，当国民失去了利用价值，就被成批地、系统性地废弃了。

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的底层逻辑。一位在建筑工地染上尘肺病后被废弃的农民工，用最朴素，也是最沉痛的语言说出了真相：“这个社会没有公道。辉煌、财富、高楼大厦都是建在我们尸骨上的。”

这种建立在农民工尸骨上的发展模式，以牺牲无数国民的福祉、健康和尊严为代价，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换取了无可匹敌的低成本优势。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人，无疑从这种模式中，尝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甜头。

在中国，当一种经济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而且能带来暴利时，它一定会被复制和推广，被发挥到极致。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农民工模式”的幽灵，开始走出建筑工地，走出工厂，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蔓延，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启了把从业人员“农民工化”的进程。

这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把一切都推向极端的惯性。做生意，就一定要打价格战，直到把利润砍到接近零，把所有人都拖下水。雇人做工，就一定要把他的使用价值在最短时间内榨干。听国内朋友说，很多企业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像互联网这种高科技行业，本来跟农民工不沾边，但这些年也逐渐把从业人员“农民工化”，趁他们年轻，夜以继日，迅速榨干，35岁提前报废，果断废弃。

近年兴起的零工行业，更是把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发挥到极端。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2024年底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中国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已超过2亿人。 这些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不是平台的正式员工，没有什么安全和福利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几个月前有个调查，发现超过95%的外卖骑手被算法严密控制，平均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超过70%的骑手因为害怕超时罚款，害怕收到差评，不敢停下来吃饭、休息。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在上一代农民工用健康和尸骨堆积起来的经济奇迹中，这一代国民却以更精细，更没人性的方式，重复被“用废即弃”的残酷逻辑。

这十年，中国自己培养了大量博士，也有一些从国外拿到学位的海归博士。他们主要是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国家把“农民工模式”也扩展到了这群博士从事的科研行业。无数博士正在变成科研领域的新一代“农民工”。

博士的“农民工化”，在中国高校有非常高大上的说法，叫“非升即走”、“竞争上岗”。“用废即弃”的特点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前段时间，看到两则海归博士的遭遇。一位是南京林业大学引进的副教授，学校当初承诺优厚的科研经费和安家费。但是，预聘期满，他却因不符合学校急功近利的“农民工式”考核标准，被淘汰出局，像一些染上尘肺病的农民工一样，选择了自杀。

这几年，很多国内大学实行“非升即走”政策，同时聘用大量博士做科研，写论文，规定他们在聘用期间必须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但最终能升职的寥寥无几。预聘期满，他们被解雇，他们发表的论文都成了学校的成果。

2021年6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命案。一位海归博士在复旦任教三年后，被校方按“非升即走”政策解聘。他不甘心被复旦当农民工使，还没用废，就被废弃。一怒之下，他选择了最原始、最惨烈的方式报复，用刀捅死了学院党委书记。那位党委书记做了刀下冤魂，但他也只是这部非人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奴隶制一样，看起来奴隶主是奴隶的主人，但从制度层面讲，奴隶主和奴隶有着一个共同的主人，就是奴隶制。

每当这类惨剧发生，总会有一种声音出来辩解：“这有什么？中国高校也是在学美国的tenure-track（“终身教职”）制度。在美国，评不上tenure，不也一样要走人吗？”

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思维粗糙病，分不清两个表面相似的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别。用我中学物理老师的话说，人跟鸡都是两条腿，但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中国高校的“非升即走”，跟美国高校的tenure-track，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美国高校，当系里决定招聘一位助理教授时，他们是抱着很大的诚意，希望招聘的新人能够最终融入这个学术集体，成为终身同事。他们不会同时招聘好几位，告诉他们要拼命发论文，谁发的最多，谁才能拿到终身教职。所以，在美国高校，进入tenure track的年轻学者，主要竞争对手，是他自己，是他能否在6到7年的时间里，达到这个学科和他所在大学公认的、相对清晰的学术标准。

而中国高校的“非升即走”，则完全演变成了一场“养蛊（gǔ ）”游戏。“养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巫术，“蛊”是传说中的一种有毒的虫子，把很多蛊养在一起，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最厉害的那个能存活。中国高校的所谓“非升即走”，就是这样的“养蛊”游戏。

一个学院，一个系，可能只有一个，甚至半个，虚无缥缈，模模糊糊的编制名额，却招进来几个，甚至十几个“特聘研究员”、“博士后”，让他们相互厮杀，告诉他们：你们当中表现最好的那一个，才有机会升职留下来。中国向美国学什么，都会学走样。中国高校把博士农民工化，也要贴上学美国tenure track的标签。

第一代农民工被城市抛弃后，至少还有一个“农村”作为最后的退路，还可以回农村老家种地。但这些被中国高校“用废即弃”的博士，没有农村老家可以回，没有地可以种。他们在城市苦读很多年，博士毕业再工作几年，很多人已经三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户口、子女的入学资格、购房资格、退休金、医疗保险，所有这一切往往都跟工作捆绑在一起。

所谓“非升即走”，往死里用几年，然后就把人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做法，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不但不专业，而且不人道。它只是为了满足高校管理层短期内出成果、刷排名的功利目的，却是以牺牲一代青年学者的黄金岁月为代价，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比农民工还不稳定，还不确定的未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足以让人痛心。但更可悲的是，为这个不专业、不人道的政策辩护的，恰恰是一些尚未被“用废抛弃”的年轻博士和学界专家。他们最常见的论调就是上面提到的：“美国也是评不上tenure就走人啊！” 在前面，我们讲了这种论调如何无视两种制度在程序、理念和人性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别。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论调展示了一种病态的“比烂”逻辑。中国的这类专家，在政策“没有人性”的方面，总是能第一时间把美国拉出来做挡箭牌，声称他们是在“跟国际接轨”。他们向美国学习，哪怕学得四不像，也要无限度地朝着那个“不把人当人”的方向倾斜。但是，美国真正值得中国学习的，那些优良的、专业的、公平的、人性的方面，这类专家却选择性失明，装聋作哑。比如说，美国大学那种相对纯粹的、专业的同行评议机制；那种尽最大努力排除行政干扰的传统；那种对学术和学者的尊重…在这些真正值得中国学习的好的方面，他们就不提要“跟国际接轨”了。

选择性“接轨”，成了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套精致的利己主义话术。他们身处这个残酷的“养蛊场”，一方面深感痛苦、焦虑，另一方面又用这套“比烂”话术来说服自己，接受这种不公，把这套残酷的逻辑正当化。他们幻想自己能成为那个最终胜出的“蛊王”，而对那些被淘汰的同行和同伴的命运，则报以冷漠，甚至轻蔑，认为那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优胜劣汰，天经地义。

这种心态的蔓延，跟制度本身的恶同样可怕。它使得对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的反思和批评，变得更加困难。当受害者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为加害他们的体制进行辩护时，真正的变革又从何谈起呢？这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屈从。受害者的辩护，让这个“用废即弃”的非人性发展模式，获得了一种荒谬的、扭曲的“合法性”，让它更加心安理得地运转下去，更加肆无忌惮地碾压下一代人。

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快了农民工模式“用废即弃”的“报废”周期。在过去经济高速上行的时期，这个体制的残酷性还能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进入经济衰退时段，它的非人性底色暴露无遗。中国高校版的“农民工制度”，正在为数以十万计的博士群体，制造巨大的不确定的未来。

今年初，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在校博士研究生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1.2万人，创了历史新高。在未来几年，每年都将有超过10万名新出炉的博士，涌入这个已经博士过剩的就业市场。

曾经有很多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充裕，地方政府疯狂卖地，财大气粗。教育投入大幅增长，许多高校能够维持大量可有可无的机构设置，比如各种研究中心、各种智库等等。这些机构为很多博士毕业生提供了一个就业缓冲地带，一个可以暂时“安身立命”的场所。

然而，时过境迁。这几年，中国政府已经喊要“过紧日子”，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债务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之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削减教育和科研投入。《财经》杂志有篇报导，说很多省份已经开始削减高校的非核心预算，包括削减用于“人才引进”的非事业编岗位和短期科研项目经费。

这意味着，高校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更“短平快”地使用人才，越来越把博士当“农民工”来用。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闭环：一方面是博士供给呈“井喷”状态，另一方面是对博士的稳定需求出现“雪崩”。一个可预见的结果就是，“非升即走”的常态化，博士的“报废”周期，将被大大缩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从小学到博士毕业，至少需要22年。如果再做几年博士后，当他正式进入“非升即走”的轨道时，往往已经30多岁。他将人生中最宝贵的、最具创造力的十年，全部投入到读书和科研上——姑且不论这些科研本身是否有价值——他把所有的人生和事业赌注，都押在了这座独木桥上。

然而，在即将迈入中年的人生时段，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他前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本”，在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上，却几乎一文不值。他除了做实验，写论文，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谋生的技能。这意味着，他半生的努力，最终落得一无所有。

这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正在大规模发生的、可怕的社会现实。经济衰退，就像一台威力巨大的离心机，把系统中所有不够“核心”、不够“紧密”、不够“稳固”的部分，都在往外甩。第一批农民工大部分已经被甩到社会边缘，甚至被甩到边缘外，自生自灭。现在，国家把同样“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推广到各行各业，包括科研领域。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博士，正在重复农民工的命运——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同一个“用废即弃”的非人性模式下，他们的命运越来越殊途同归。

国家把“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扩大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人身心健康普遍恶化。无论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还是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是格子间996的程序员，还是大学实验室的博士，他们都不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超人，他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着最基本的身心需求。

这几前，《哈佛商业评论》刊登过好几篇文章，分析过度工作对身心健康的摧残。比如说，长期过度工作会导致严重健康问题，像失眠、焦虑、抑郁、酗酒、Ⅱ型糖尿病、认知能力下降、记忆衰退、心脑血管疾病等。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哈佛商业评论》只是用更多更新的证据来支持这种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工人们之所以奋起抗争，要求8小时工作制，而且得到一些州议会的支持，形成立法，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保护工人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把人当作永动机一样过度使用，后果就是让他提前“报废”。

中国人也是人，当然也不例外。那种认为“中国人更能吃苦耐劳”的论调，不是在赞颂中国人的美德，而是对中国劳动者痛苦的无视，对中国“用废即弃”的反人性制度的美化。去年，国内多家健康机构联合发布了《中国职场人群健康白皮书》，其中的调查显示，中国35岁以下人群的“过劳”状态和慢性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身心疲惫、精力耗尽，焦虑抑郁，正在成为无数职场人士的日常感受。这是“报废”前的征兆。

至于一个人究竟是在35岁“报废”，还是在45岁“报废”，可能因人而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整个社会都在崇尚一种“用废即弃”的无底线榨取式用人模式时，在经济下行期，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提前报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结局。

但是，“报废”以后呢？人们被从职场上“报废”后，并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依然需要吃饭，需要生存，他们因为长期脑力、体力透支，而产生的各种身心疾病，也需要治疗。但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他们往往求助无门，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治疗；有些人走投无路，徘徊在绝望的边缘，去铤而走险。

曾几何时，中国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个农民工“报废”了，把他赶回农村自生自灭，立即就有更年轻、更廉价的劳动力顶上来。国家从这种非人性做法中尝到了巨大甜头。

但是，现在，中国正在以惊人速度老龄化。那个支撑“用废即弃”模式的所谓“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正在被“报废”的，不仅仅是当年的农民工和体力劳动者，而是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包括大量曾经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白领员工、程序员、科研人员。当这个被“报废”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学历越来越高，对社会的不公感受越来越强烈时，所有潜在的社会问题，都将可能被点燃，被引爆。

说到这里，这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这期节目从一位企业家朋友的直言不讳讲起，剖析了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民工模式”，分析这种模式，如何扩展到各行各业，从工厂蔓延到写字楼和大学，把无数劳动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卷入了“用废即弃”的残酷循环中。

我们也看到，经济下行，如何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这一过程，正在让无数中国人和无数中国家庭，付出沉重的健康代价，也给中国带来了不确定性很高的社会风险。

“用废即弃”的农民工模式，在短期内，确实为中国带来了惊人的增长速度和所谓的“后发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它透支了中国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它让本应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在无休止的内卷、内耗和焦虑中提前“报废”；它让本应成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朝不保夕的不安之中；它更是不断地积累和酝酿巨大的社会矛盾。

当这个“报废周期”的齿轮，已经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边加速转动时，正常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一个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用废即弃”的底层逻辑之上。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不是国家的恩赐，面是国家的责任。

归根到底，一句话，国家要把国民当人，这应当是任何制度，任何国家存在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任何国家都不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