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徒步的骑手

原文标题：中国经济能否走出陷阱

大家好，前不久，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五月的经济运行数据。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过彭博社的分析。这个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深陷通缩，有点危险。数据一出来，连一群中国体制内的政策顾问也坐不住了。

上周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中国政府中一些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专家，出来发声，公开呼吁，当务之急是解决通缩问题，把消费刺激起来。翻译成大家一听就懂的话，就是“赶紧给老百姓发钱”。

这些专家也婉转地批评现行的经济政策，就是把钱都花到跟美国搞高科技竞争上，不惜一切代价发展人工智能，这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呼吁，政府要把至少一半的刺激资金用到刺激消费上，重点改善低收入老百姓的福利。中国人民银行顾问黄海洲把日本、韩国当前车之鉴，直接说“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

刘世锦、黄海洲都是中国政府体制内的专家，他们都做过，或者正在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不是什么新闻。但体制内的专家、顾问，会聚一堂，公开批评现行政策，呼吁给老百姓提高福利，提高收入，就是给老百姓发钱——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比较危险了。

五月份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继续缩水，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掉了0.6%。0.6%听起来不多，但这是新冠疫情以后，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第一次下降。上一次下降，是在新冠疫情封城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几年前，新冠肆虐，全国封城清零，中国老百姓是怎么花钱的。

在五月份的数据中，更可怕的是，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今年前五个月跌了7.1%。同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却还在往上冲，出口还在强劲增长。生产和消费失衡，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种失衡，不是中国经济在自由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人为扭曲出来的。生产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通缩螺旋越转越快。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工厂拼命生产，但生产出来的货卖不掉，老百姓有需求，但手里却没钱，有钱也不敢花，因为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

为了生存，企业降价倾销，物价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员工减薪失业，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几个因素相互作用，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在经济学上，这是教科书式的通缩。

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中国特色。连通缩都是中国特色通缩。这不是说，中国不受经济规律制约。中国经济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到经济规律制约不着的太空去运转。通缩本身就说明，中国逃脱不掉经济规律的制约。但中国这波通缩的直接诱因却很清楚，充满了中国特色——是它自己挖了个陷阱，自己走进去的。不用追溯远了，只看这五年，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设的陷阱，每个脚印都清晰可见。

这个陷阱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亲自下手挖的。所以，我叫它“习氏陷阱”。

习博士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但他对经济学有独到见解。这个独到之处，我们下面会慢慢说。他是怎么给中国经济设下这个陷阱的呢？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习博士高瞻远瞩，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大陷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上署名发表，说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习博士怕福利发多了，把中国人养懒了，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躲开这个最危险的陷阱，确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像畜生一样拼命干活，干不动了就自生自灭，绝不能给他们福利。

这篇文章一发表，各级肉喇叭开始响应，滴答滴答吹奏。《人民网》直接列举福利主义国家的四大惨状：中产塌陷，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民粹喧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说中国呢。

中国已经在中产塌陷、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民粹喧嚣的陷阱中挣扎，但那不是什么“福利主义陷阱”。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老百姓福利太多，而是老百姓福利太少。习博士认为中国人懒，给点福利就不好好干活了。但中国人真懒吗？按照中国统计局的数字，就在今年五月，中国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 48.2 小时，这远远超过每周工作4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一群拼命加班的人，哪来的懒汉？

中国人的福利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倒数。前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中国有将近2亿人养老金每个月只有 200 多元。大部分老百姓能分配到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得了大病没钱治，听天由命。这里说一句，很多中国人瞧不上墨西哥。但即便是他们瞧不上的墨西哥，也有政府支付的全民医保，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国民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从一些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到，习博士要防止掉进去的那个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是他的想象，可能是他手下一些半吊子专家道听途说，西方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如何高福利养懒汉，导致经济不发展了。这种半吊子专家最适合习博士独到的经济学见解，还有他对外面世界的朴素认知。

习博士为了避开他想象中的那个福利主义陷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把中国经济扭送到另一条道上，只许踩油门，不准踩刹车，冲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陷阱——就是现在国外媒体和专家都在讲的，那个生产过剩、消费萎缩、越拼命干越穷的通缩陷阱。

从这些年习博士的讲话看，他对“陷阱”情有独钟。大家可以数数他最爱用的词，“陷阱”就是一个，像“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再加上他亲自命名的“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这个陷阱是他的经济学原创，可以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对“陷阱”这东西有一种本能的警觉，走哪儿都觉得脚下有坑。这本来不是坏事。国家领导人警惕风险，没什么毛病。毛病出在，他的经济学见解过于独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缺心眼。这有点像早期的自动驾驶，大白天，太阳高照，立交桥在路面上投了个影子，它以为前面是道沟，猛打方向盘躲闪，直接开到路边排水沟里去了。

这就是习氏陷阱。他要躲避想象中的福利主义养懒人假陷阱，却掉进了通缩真陷阱。中国经济已经在这个陷阱中挣扎了两年多。不管习博士怎么踩油门，车轮子都是原地打转，折腾不出来。

为什么折腾不出来呢？根子就是那几位体制内专家说的，生产与消费脱节，经济结构失衡，老百姓拼命干活，但挣不到钱消费。这不是中国资本家心黑，而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经济模式就是这么设计的。我经常提到的那位经济学家Michael Pettis，他专门跟踪研究中国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跟很多西方专家不一样，他不是拿经济学理论硬扣中国经济，而是具体分析中国经济现象。

他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看法一针见血：中国消费低迷，不是个意外，也不是个疏忽，而是中国这套经济结构决定的。整个经济体制就是被中国政府用权力设计成这样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被国家系统性拿走，再转移到生产上。也就是说，本该分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花的钱，政府拿走了，重新分配，拿去补贴生产。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全世界平均能占到60%；美国占到68%。中国是多少？2023年，中国只有39.6%，还不到四成。这期节目开头提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曾经专门讲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跟世界平均水平相差20%；如果差四五个百分点，通过政策调整就可以理顺，但差20%，就必须大刀阔斧，才能改善。

这不是刘世锦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专家的共识。中国人的消费低到这种程度，不是略低于世界平均数，而是低到成了全世界的异类。Michael Pettis说是低到史无前例——不但现在是世界上独此一家，而且历史上也没有过。有些分析师甚至怀疑，是不是中国把数据搞错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经济，也想象不出来，居民消费连年累月这么低，这种经济怎么能长期运转得下去。

中国拼命生产、拼命出口，本国老百姓消费占比却低到全球垫底。现在掉进中国特色的通缩陷阱出不来。这不是周期性经济不景气，而是这种经济结构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

下面我们分成四个问题来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扭曲在什么地方？

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好像有两个中国经济，一个是工业生产，另一个是居民消费。正常国家，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匹配的，消费强，生产也强，消费弱，生产也会弱。但是在中国，生产和消费，像是分了家。

生产这头：工业产出增加了4.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飙了15%，电子工业增加了17%，半导体出口翻了一倍还多。但是，需求这头：社会零售下降0.6%，汽车销售下降16%，家电、建材销售都下降了两位数，民间投资下降了7.1%，制造业投资在六年中首次下降。大家可能还没忘记，六年前的五月，第一波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一起自由落体。当时，中国制造业投资出现短暂下降。今年五月，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投资再度下降。

投资增长意味着企业看好营利前景，对未来有信心。投资下降意味着企业不看好前景，对未来缺少信心。老百姓消费也一样。如果看好未来，预期收入增长，工作稳定，老百姓就愿花钱消费，没有钱也会借钱消费。相反，如果不看好未来，预期收入下降，工作不稳定，老百姓就不愿花钱，不愿贷款。

仔细看五月份的消费数据，会发现一个特点：老百姓不是什么都不买了，而是不敢买值钱的大件了。零售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汽车。剔除汽车等大件的话，五月社会零售还上涨了 1.1%。衣食住行这类生活必需品，钱不能不花；但是汽车、家电、装修这类大笔支出，老百姓就缩手了。在对未来缺少信心的情况下，这是消费者的典型行为方式。

除了对未来缺少信心，老百姓手里的财富这几年也大幅缩水。在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构成中，房子占到绝对大头。中国的房价，已经连着跌了四年半。有家国际咨询公司，叫 Eurasia Group（欧亚集团）。它总部在纽约，在东京和新加坡也有办公室。

欧亚集团测算，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造成居民财富蒸发，规模可以跟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相比。但是，二者有个重大区别：美国那场金融海啸，几个季度就见底了，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在往下掉。中国老百姓最大一笔资产，就是他们的房子，每天都在贬值，他们怎么可能还敢花钱买大件呢？

经济学人智库有位分析师，叫徐天辰，说中国经济出现了三道裂缝：内需和外需裂开、人工智能和传统产业裂开、商品和服务裂开。一个经济体，裂成了六半。这是结构性断裂。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消费上不去，根子在收入。这是常识。兜里没钱，谈什么消费？

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上不去，根子在分配制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在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几十年中，不但没有增长，反而逐年下降。1980年代初，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到GDP的62%，到了1992年，下降到59%，到了2007年，已经下降到53%。到了2023 年，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估算，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已经下降到43%。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分给老百姓的那一块，占比反而越来越小。

比收入分配更狠的，是中国政府的转移支付。现代国家收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钱收上来，要拿出一大部分直接补贴给居民，比如说养老、医疗、失业救济、低收入补助，这叫二次分配。世界银行替中国人算过一笔帐：中国政府用于居民福利的直接转移支付，只占GDP的3%-6%，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也垫底，甚至低于一些比中国还穷的国家。

即使是这点低得可怜的福利支出，大头也是用在体制内、一二线大城市，大部分中国人或者享受不到，或者只是沾点毛毛雨。看看中国有近两亿人养老金只有每月200多元，就知道中国政府的福利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政府是怎么收割老百姓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再拿去补贴生产的呢？主要是通过两台收割机。

第一台收割机，叫利率压制。老百姓辛辛苦苦打工，把挣来的钱存进银行，银行给的利息，在大部分年头，扣掉通胀，几乎为零，甚至是负的。银行拿到老百姓的钱，转手把这些便宜钱，低息贷给国企，贷给政府想扶持的产业。说穿了，就是中国老百姓替政府补贴它看中的那些公司和企业。老百姓以为是在存钱养老，其实，是在替电动车厂、芯片厂、光伏厂和人工智能公司垫资，而且老百姓的本钱越垫越少。

第二台收割机，叫户口。中国有三亿农民工，在城里盖楼、送外卖、进流水线，干的活最累，挣得钱最少。而且，与生俱来的农村户口，把他们排除在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之外。本来，他们钱就不多，因为没有什么福利，就更不敢花钱，更要拼命存钱。这套户口制度，收割的是他们的劳动力，收割完了，就把他们抛弃，赶回农村自生自灭。

前段时间，武汉大学公布了离退休教职工数据，说退休教师有7424人，其中百岁以上有7位，九十岁以上有502位，八十岁以上有2029位。按照国内退休金标准，正教授每月是1.2至1.8万元，副教授是每月8000元至1.2万元，行政教辅人员是每月6000元至 9000元。按这个标准，有网友估算，武汉大学每个月光养老金就要发8000万元，一年要发将近9亿元。

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校的一个缩影。这些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书，拿这份退休金，单独看，谁也不能说他们不该得。但是，有比较就有伤害。如果把这个退休金标准，放到中国政府的总体福利支出中，问题就出来了。高校老师的退休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同样是中国人，种地的农民，每个月的基础养老金只有200多块。体制内退休干部，退休金高达一个月2万、3万块。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福利，而是中国政府的福利只养一小部分人，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高校老师、国企官员。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灵活就业者、私营企业职工，大部分不在中国政府福利的覆盖范围内，要靠自己缴费解决。

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已经加深了对习博士“不用福利养懒人”的理解。人家的真正意思是：不用福利养绝大多数中国人，但要用福利养好一小部分中国人。

不过，可能有听众会说：不对，按照习博士的逻辑，福利是养懒人的。这不等于是说，中国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国企官员、大学老师，都是些懒人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挤破头去考公，渴望进入体制。按照习博士的逻辑，这些年轻人考的，原来是进入“懒人院”的门票。

前段时间，中国有个搞考公培训的总裁，骂考公的学生是进体制“混吃等死”。这是深刻领会了习博士“福利养懒人”的经济学思想，活学活用了一下。

第三个问题，老百姓挣了点钱，为什么不敢花？

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老百姓把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存起来。有人说，中国人天生爱存钱，还把这当成传统美德。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的因素。但人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受传统影响。在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现象的时候，用过去的习俗——所谓文化——来解释当代人的行为方式，经常漏洞百出，被事实证伪。

比如，十几年前，有些专家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爱存钱，不爱消费，所以债务不会成为中国人的大问题。但这些年，债务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大问题，从房贷、消费贷到信用卡贷，都成了中国人的大问题。

新冠疫情前，短短六年，中国人的信用卡债务增加了六倍，房贷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有些没头脑的专家可能会说，中国这些借贷消费族背叛了传统文化。不过，按道理是这样的：按照正常人类理性，如果一个人群中流行“背叛传统”，至少说明“背叛传统”也是这个人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特定的时空和十分有限的前提下，文化论有一定解释力，但超出了一定边界，就比较荒唐了。正常人会带着过去的历史生存，但不完全是历史的囚徒——人更是现实环境的产物。传统因素会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但用传统解释不了一切。人的经济行为更直接是受现实因素影响。从现实出发，可以说，现在中国人不敢消费，是被现实逼的。

这几年，人们经常说中国有四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一场大病能掏空一个中产家庭；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花费是个无底洞；除了体制内人员，大部分中国人养老还得靠自己。房地产如日中天的时候，孩子买房要掏空三家两代人六个钱包。

对这些负担，习博士的态度相当明确，就是政府不能包揽。用他的话说，就是政府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吊高胃口、不空头许诺”。翻译成老百姓的人话，就是：别指望我，自己存钱去。

于是，十四亿人，从城市到农村，穷的富的，都响应习博士号召，万众一心干同一件事，就是存钱，以防万一，因为政府指望不上。存的多，自然是花的少。同时，中国人还往死里卷，拼命干活。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降价竞争，不断压低成本，给工人降薪。这么一来，老百姓手里钱就更少了，也更不敢花了。

北京有个体制内智库，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它算过一笔账：2023年，中国和墨西哥的人均 GDP 差不多，中国是12,600美元，墨西哥是12,800美元。但是，中国的人均消费只有4,936美元，只相当于墨西哥人的一半。墨西哥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 70%，而中国不到40%。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跟墨西哥差不多的国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却只有墨西哥人的一半。这就是中国。

那么，钱呢？钱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很简单，钱都被政府拿走了。拿走以后都去干什么了呢？除了搞基建，维稳，养军队，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还有贪污浪费以外，钱都被拿去补贴生产，扶持重点行业，跟美国争霸去了。结果就是已经持续了九个季度，仍然看不到尽头的通缩。

中国经济的习氏陷阱，就是这么炼成的。老百姓工资不涨，甚至还下降，房子不断贬值，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工人越干越穷。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既然企业不赚钱，为什么还在拼命生产呢？

答案就在习氏陷阱当中：在中国，经过习博士对民营企业和外资几轮精准打击以后，很多资本退出中国，留在中国的资本，不再是流向市场有需求的地方，而是流向党中央想要的地方。香港有家咨询机构，叫 Gavekal（佳富凯集团）。它的分析师谢艳梅，一句话说破了这个现象：政府选出一些战略优先行业，资本就涌进这些行业，这是对政府的政策信号做出反应，而不是对市场的需求信号做出反应。

这是制造过剩产能的标准配方。

国内外有不少专家给习博士指明方向，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有个基本共识：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走出通缩螺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政府转回到老百姓手里，从生产端转到消费端。可是，这么一转的话，中国这种投资驱动的GDP增速就得往下掉，就不可能实现习博士2035年GDP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只要中国还咬着4.5%到5%的GDP目标不放，平衡经济结构，走出通缩，就是个泡影。

习博士天天拿“中等收入陷阱”吓唬中国人，说不能学西方搞福利，否则会掉进养懒人的陷阱。这几年的经济状况证明，那是他的想象。他不尊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也不尊重他，直接把他扔到他该去的地方，就是他自设的那个通缩陷阱。看他在通缩陷阱中挣扎，国内外专家排着队告诉他：你不肯给老百姓分钱，这才是你掉进通缩陷阱的真正原因。

习博士虽然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可能是照着镜子学的，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整个学反了。什么东西，在镜子里看，都是左右反着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Consumption is the sole end and purpose of all production”——“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

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东西，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用得上，过上好日子。

习博士把亚当·斯密这句话，整个念反了。在他的大脑瓜里头，生产成了目的，消费成了陷阱。这是500年才能出一个的经济学天才。亚当·斯密出生离现在，才300来年。习博士一出世，立马回到了500年前，倒着把现代经济学鼻祖甩出去200年。

说他是500年才出一个的经济学天才，说少了点。应该是2500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把孟子都能倒甩200年。《孟子》中有篇《滕文公上》，讲了个道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人得有稳定的生计，家里有托底的财产，人心才能稳定；生计不稳，财产朝不保夕，人心不可能稳定。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是一样的。你让老百姓提心吊胆，得场大病就可能一夜返贫，他怎么可能安心消费、安心做人？孟子说的“恒产”，放到当今中国，就是社会保障，就是国家给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孟子离现在2300年了。他也没学过经济学，也没有博士学位，真的假的都没有，连本科都没上过，但他明白：给老百姓一个托底，不是养懒汉，是人心稳定的保障，人心稳定了，社会才可能稳定。

上周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几位体制内专家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节目一开始，我做过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几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算的一笔账。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金，现在全口径月均才287块钱。其中，中央支付的基础养老金每个月才143块钱，另外的100多块钱，是从地方补贴和个人账户中出。

刘世锦呼吁，政府用五年时间，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块钱。钱从哪儿来？他说得很直白，就是把国有资本划拨进社保基金。现在A股中的国有资本市值大约是40万亿元，先划20万亿，补充到社保基金中。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国家不是没有积累，只不过是把本来应该积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的财富，都积累到国有资产中了。所谓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几十年压老百姓收入和消费积累起来的。现在，生产过剩，消费低迷，要摆脱通缩，正是给老百姓福利、刺激消费的好时机。他还定了个目标：几年之内，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不到40%提高到60%以上。

刘主任是体制内专家，属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专家。他说的都是经济学常识。但在习博士面前，听他这么讲，给人的感觉有点异想天开。他提出的这些建议，不都是福利主义养懒人么？习博士花那么大功夫，左挡右避，都是为了避开这个福利主义养懒人的陷阱。刘主任倡议把国有资产划拨进社保基金，养老百姓，这不是教习博士冲自己的球门射门么？

说到这里，我们小结一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花了好些年，费尽心思，要提防一个陷阱，就是“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他把这个陷阱写在文章中，发动大喇叭小喇叭，整天教育全国人民：看，西方就是栽在这上面的，福利主义养懒人，都养得东升西降了，中国死活不能学。

但中国统计局五月份的数据，结结实实打了习博士的脸。在习博士领导下，中国掉进去的，不是什么福利主义陷阱，恰恰相反，是福利太少、收入太低导致的通缩陷阱。

习博士跟周扒皮一样，半夜叫鸡——说错了，半夜叫鸡不行，是半夜鸡叫。他半夜鸡叫，都忘不了防懒汉。但他要防的懒汉，拼命干活，都快累死了，他还嫌他们懒。倒是这位一点不懒，手拿刀叉，坐在分蛋糕的位子上，全世界大撒币，就是不肯给中国老百姓一份生活托底的钱。他不是懒汉，而是条勤快的寄生虫。不幸的是，他越勤快，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越难过。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