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青牛

在美国，市区交通路口看不到警察。在很多路口，没有交通灯，只有最常见的“STOP”停牌，车辆自觉礼让，按先到先行的规则有序通行。而在中国，很多警力则被安排在交通路口指挥交通，杭州一位面容姣好的女警还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美丽风景线”；如果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警察，车辆往往相互抢道，结果交通彻底瘫痪，所有车都动弹不得，喇叭声此起彼伏。

这时，一个普遍观点就是中国人素质不行。就如成龙大哥所说：中国人还是要被管的。特别当讨论到政治民主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声音：“现阶段国民素质还不够，一旦搞民主社会就会乱。”

这种话术的潜台词是：民主是好东西，但中国人暂时“配不上”。只有中国人素质提高了，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在社会运作。现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还是最适合中国人的。

这样的说法印证了：最歧视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自己。放眼全球，无论经济水平、教育程度还是文化背景如何，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都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民主权利，唯独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在素质论者眼中，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国民，其素质反而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

一直以来，官方的意识形态宣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并致力于带领民众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怪圈：一个正走向伟大复兴、创造了经济与科技奇迹的伟大民族，要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其国民素质却是低下的。

如果高素质才能民主，那么中国人民素质最高的时候是小学。中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普遍经历过民主训练——通过发表竞选演讲、由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来选举班长。然而荒诞的是，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接受了多年主流教育和制度治理后，反而被判定为“素质不够、不能搞民主”了。是不是因为接受了党的威权治理后，中国人的公共参与能力退化了，素质变低下了？

实际上，不是“台下”的民众素质低，而是“台上”的官员素质低。在缺乏民主选举和选民监督的逆向淘汰机制下，官员的升迁往往不看实际治国理政的能力，而是依赖弄虚作假、溜须拍马和对上谄媚。这种由于缺乏才能竞争、权力制衡而导致的官员素质问题，直接导致了治理手段的简单化、粗暴化，比如一孩政策、全民核酸、焊死封城、连夜转运等等。他们把民众工具化、牛马化，成为他们口中“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还喜欢指责民众素质低，是“低端人口”。

可见，首先需要提高素质的是中国的官员，而不是中国的民众。而要提高中国官员的素质，最好的手段是引入民主机制，通过透明、公开、竞争性的手段来选拔真正为民服务的干部，如同生活小区择优录用物业管理公司。

素质论认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其实是因果倒置错误。缺乏民主是因，素质低是果。中国自两千年前的秦制以来，长期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形成了严密的上下级不对等关系。在这种具有结构性缺陷的制度下，上级必然对下级进行全方位的管制、猜忌与防范；而下级为了生存，自然发展出瞒报、欺骗、唯唯诺诺的应对策略。

这种专制制度长久压迫下塑造出的畸形国民素质，就是鲁迅先生痛陈的“国民劣根性”，这本质上并不是某个种族的基因缺陷，任何民族在长期专制统治下，都会表现出趋炎附势、自私短视、趋利避害的奴性，比如纳粹时候的德国、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国家。而中国由于集权专制统治的传统过于悠久，这种制度劣根性的土壤尤为深厚。

一个长期缺乏公共参与机制的社会，个体自然难以形成稳定的规则意识和公共责任感，反而被迫采取短期生存策略（如互害、欺瞒、投机和假冒伪劣）。这绝非民族性的先天缺陷，而是制度环境异化后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改造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就必须铲除专制陈旧的土壤，引入含有民主与法治价值的有机肥料。

与中国同根同源的台湾，在完成民主转型后，它成为了政权和平更迭、人权保护、思想自由与经济蓬勃的典范。如今，全球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台湾护照实行免签或落地签，这正是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公民素质与文明程度的认可。

许多人谈及民主，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民主更是一种常态化的公共生活方式。 小到街区公共事务，大到各级政府选举，居民都可以通过投票直接参与决策。我的小区邮箱就经常收到详细的投票指南与通知：从总统、议员的宏大政治选举，到社区公园建设、地方财政预算的微观安排，均需居民参与表决。比如最近的一个地方议案，就是表决是否同意每年每户多缴纳几十美元的房产税，用以翻新扩建一个老旧的社区消防局。

正如学游泳不能等到“学会了再下水”一样，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和民主素质，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投票、辩论和监督等民主实践中被训练出来。与此类似，政府官员的管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也只有通过公开竞争、透明选拔、民众监督、持续问责的机制下才能逐步提升。

总而言之，不是民主需要素质，而是素质需要民主。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是中国人太缺乏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