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徒步的骑手

原文链接：美国这个国家（二）（有删减——编者注）

人们都说美国是个宪政民主国家。美国有一部宪法，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国宪法正文，加上签名，总共有4,543个单词，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在里面出现了几次？

很多听众可能已经有了答案。答案很简单，是0次。一次都没有。

我再问一个问题，从1789年宪法生效到现在，237年，美国宪法增加了27条修正案，总共是3,048个单词。在这27条修正案当中，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出现过几次？

答案是一样的，0次。一次都没有。 也就是说，整部美国宪法，7,591个单词，democracy，“民主”这个词一次也没出现。

所以，如果看《宪法》只看字的话，美国根本不是个民主国家。谁才是民主国家呢？中国才是。美国宪法，都237年了，才从4000多字，增加到7000多字。中国宪法才几十年，一写就是16,000字。不但字数比美国宪法多一倍还多，而且“民主”这个词出现了14次。

如果让中国宪法跟美国宪法，搞个“民主”造词比赛的话，结果是14:0。这比中国男足强多了。

回到美国。我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美国立宪之前13年，先宣布独立，有个最重要的文件，就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比美国宪法更短，加上56个代表签名，总共才1,458个单词。在《独立宣言》中，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呢？

答案仍然是0次。仍然是一次也没有。

这么重要的事儿，这么重要的一个词——民主，宪法中不写，《独立宣言》中也不说，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信不过这个词。

关于美国的政体，《宪法》第四条第四款是这么说的：联邦保证每个州实行共和体制——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那么，共和跟民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下面就说说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1776年7月4日，56名代表在费城敲定《独立宣言》。那时候没有广播电视，传播要靠报纸，还有活人。当时美国文盲遍地，报纸印出来，也只有一部分人能读。《独立宣言》传到每个地方，都得有人念，很多民众才听得懂。

两个星期后，《独立宣言》传到了波士顿。在州议会大楼的阳台上，有位军官，Thomas Crafts上校，向聚会的群众逐字宣读。他念完以后，群众一片欢呼。波士顿的官员在议事厅喝酒庆祝。他们也没忘了与民同乐，给外面的群众送去了大批烈酒。群众放开喝，喝高兴了，有人爬到州议会楼顶上，把象征英国王室的狮子和独角兽雕像砸了个稀巴烂。

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在纽约，市民群情激昂，把国王乔治三世的雕像斩首，把头部插在长矛上游行，然后把铜像化了，做成子弹。

美国革命就这么开始了。

签署《独立宣言》和立宪的那批人，后来成了美国的国父。他们对民众力量有着清醒的认知。一方面，他们发动民众，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宪政民主共和国，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对群众的暴民冲动，相当警觉，在理念上不回避这个问题，在制度上设立多道护栏，提防暴民冲动失控。这些护栏，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的宪政民主，反倒支撑了美国宪政民主成功延续250年。

可以说，美国这部宪法，从一开始设计，就有着双重功能，一是防暴君，二是防暴民。我们看历史，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暴君统治老百姓，老百姓受暴君压迫。但是，那只是历史的一面。暴君是怎么产生的呢？不就是暴民把他们拥戴上去的吗？没有暴民，暴君上不了台，就算阴差阳错上了台，也统治不下去。

所以，暴君上台、暴君统治，都要靠暴民。这是历史的另一面。暴君跟暴民并不是单向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这个历史真相不太好看。暴君统治暴民，暴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推翻暴君，又产生出新暴君。新暴君再统治把他推上台的暴民。历史就是这么循环往复。看看中国，两三千年一直这个德性，到现在还打破不了这个闭环。

18世纪北美殖民地，远离英国，天高皇帝远，有些先知先觉，开始探索打破这个闭环。他们干脆不要国王，立一部宪法，建立共和国，把政府分成三大块：立法、行政、司法，让政府这三大分支相互制衡，就是所谓的checks and balances。国家权力也不再是从上到下，一杆子捅到底，而是自下而上，把自由留给个人，把大部分权力留给各州。

这等于是给权力加上了一道道护栏。这些护栏就是防止产生暴君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专制独裁。

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但美国的建国者并没有局限在防暴君上。他们清楚意识到，共和国有两大敌人：一是暴君，二是暴民。所以，只防暴君还不够，还要防暴民。在制度设计上，还要给潜在的暴民也加上一道道护栏。

我们上期节目讲过托克维尔。他是法国人。美国宪法生效那年，法国爆发大革命，群众运动发展成暴民政治。暴民滥杀无辜，然后相互残杀，无数人被送上断头台。因为法国这段历史，托克维尔对暴民政治相当敏感。在美国考察期间，他专门观察，美国的制度是怎么预防暴民政治的。在《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说法，叫“多数人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现在，这个说法已经成了政治学中的常用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100个人，其中一个是财主，99个是穷人。如果民主只是数人头，数选票的话，这100个人投票决定，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财主，分掉他的财产。99个人投赞成票，财主反对也没用，可能连小命都保不住。这在民主程序上没有问题。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结果是灾难。

民主程序决定在一件具体事务上，谁说了算。这很清楚，按投票结果走，谁拿到多数，谁说了算。但是，还有比投票更根本的问题，先于投票的问题，或者说，在投票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哪些事务，必须是民主说了算；哪些事务，不能让民主说了算。

一方面，没有民主选举制度，就会出现暴君。另一方面，如果制度没有足够的护栏，民主选举就可能成为暴民政治。暴君是一个人的暴政，暴民是多数人的暴政，施暴的人数不一样，但同样是暴政。

美国的建国者比托克维尔早半个世纪就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们明白了之后，没有假装不明白，说些好听的假话，去讨好民众，而是把想法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这就有了跟《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同样重要的一份建国文件——《联邦党人文集》。

1787年9月，制宪会议结束。13个州当中，罗德岛拒绝参加，其余12个州的代表在宪法上签了字。按照宪法规定，只是代表签字还不够，还必须经过至少9个州正式批准，宪法才能生效。为了说服公共接受新宪法，纽约几家报纸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署名Publius。那是个笔名，实际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位国父：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他们写了85篇文章，向民众推销新宪法。

这些文章结集成册，就是《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的很多条文，为什么是这么写的，不是那么写的？背后的考虑是什么？有哪些考虑，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体现在宪法中？这些问题，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找到答案，至少能找到回答的线索。

《联邦党人文集》是怎么讲民主的呢？在第10篇中，麦迪逊说，纯粹民主政体，历来充满“动荡与争斗”，跟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不相容。他说，这种政体一般都很短命，而且死得很惨。显然，这是一种很负面的评价。但这不是民主的敌人给民主泼脏水，这是美国的国父在向公共推销宪法。这等于是告诉公众：美国这个共和国，需要选民投票，但选民是靠不住的。宪法必须给民主设立护栏。

这是麦迪逊的说法。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说出真实的想法，不讨好大众，美国的国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没觉得政治不正确，也没有害怕失去选民的支持。对自己诚实，对选民诚实，对宪法忠诚，这是国父那代人的伟大之处，也是那代政治家区别于后来很多美国政客的地方。

骂完了纯粹民主，麦迪逊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共和制，具体到宪法的制度设计中，就是代议制。公众的意见不能直接变成法律，必须经过民选代表这道工序，认真辩论、筛选、提炼。民众的诉求、焦虑、恐慌、狂热、愤怒，经过民选代表加工，该过滤的过滤，该沉淀的沉淀，该冷却的冷却，剩下的才拿去立法。

关于暴民政治，《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中，有句更狠的话。它说，”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就算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是一群暴民”。大家知道，苏格拉底公认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有德性的人。这句话说得一点余地都没留：即便每个人都是圣贤，都是天使，为了政治凑到一块，也是暴民。

这第55篇是谁写的呢？很多人说，是麦迪逊写的，因为观点和风格跟第10篇如出一辙。但也有人不同意，说是汉密尔顿写的，因为他也是这种观点。学界吵了两百多年，到现在也没吵出个定论。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是性情中人，共同的品德就是对自己诚实。宪法生效15年后，汉密尔顿为了自己的荣誉，跟当时的副总统决斗，死于对手枪下。还不到50岁。

提防暴民政治，深深扎根在国父那代人的忧患意识中。上期节目，我介绍了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唱衰民主的说法：“民主一向长久不了。它很快就会内耗殆尽，自相残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主政体不是自我毁灭的”。亚当斯说的，就是那种没有宪法护栏的纯粹民主。那是暴民政治，不是宪政民主。

有位推友在X上留言，把美国建国跟中国革命比较了一下，说得特别清楚。他说：“美國獨立的主心骨大多是仕紳土豪，受過教育，啟蒙一代。中國土地革命的主心骨卻大多是社會邊緣人士，依靠地方的流氓無賴奪取政權，痞子革命，打擊對象恰好是華盛頓、傑克遜之流人物。”

这句话说出了一个让很多中国人不容易接受的残酷历史真相：革命发生在美国，结果就是宪政民主共和国，革命发生在中国，结果就是暴民造反加暴君独裁。即使是天降华盛顿、杰佛逊在中国，他们如果跑得慢，也会被暴民消灭掉。然后，就是历时几代人还看不到尽头的极权独裁。

换一个角度来讲，暴民在中国成了气候，把整个一代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几乎消灭殆尽。同样是暴民，在美国则是昙花一现，成不了气候。

美国立宪前一年，马萨诸塞州西部闹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名叫Daniel Shays——史称“Shays’ Rebellion”，“谢司叛乱”或“谢司起义”。谢司是名独立战争的老兵。仗打完了，回家种地。农村生活很苦，很多农民，借债种地。收成不好，欠一身债。法院判他们破产，银行收他们的地抵债。

愤怒的农民带上枪，包围了法院，阻止法院开庭。想想这些农民，也是对生活绝望了，才走出这一步。法院一开庭，法官一判，他们的地就没了。1787年1月，谢司带领上千人，去抢联邦军械库。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剧本：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拉队伍起义了。

按中国历史的老剧本，接下来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剿灭，要么招安，然后恢复太平，国家什么都没改变，接着下一个轮回。美国在剿灭谢司起义以后，走了第三条路：各州的州长和州议会推举出本地的社会贤达、律师、商人、种植园主，把他们派到费城，开制宪会议。

独立战争结束后，乔治·华盛顿本来已经交出军权，卸甲归田，回到自己的农庄，过平民日子，不再参与政治。但他被谢司起义震动，担忧联邦政府无力对付这类武装叛乱，国家将从此陷入动荡。忧患意识让他结束了归隐生活，再次出山，主持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跟各州代表，当时美国政界、商界、法律界的精英，有个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给国家建立稳固的护栏。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国父，托马斯·杰佛逊的反应，有点不一样。他当时在巴黎当美国驻法大使，隔着大西洋看热闹。他给朋友写信说，”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这是句流传非常广的名言，听起来很浪漫。杰佛逊的文采没说的，文采不好，也写不出《独立宣言》来。

距离产生美，古今中外都一样。美国农民起义，杰佛逊在巴黎可以浪漫起来，但是，那些人在美国，现场经历谢司起义的国父，华盛顿、亚当斯、麦迪逊、汉密尔顿，却浪漫不起来。他们身处其中，看到的不是自由之树，而是攻打枪械库的暴民，还有无数担忧失去土地，伺机而动的农民。他们得坐下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开立宪会议，设计一种制度，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费城制宪会议设计的美国宪法，最大特点，就是双向设防。一头防君主：不要国王，总统有任期，国会可以弹劾。另一头，就是防暴民，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防多数人的暴政。

宪法中植入了好几道护栏。比方说，大家熟悉的，总统不是由选民直选，而是中间隔着一层选举人团。联邦法官终身制，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总统任命，不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不用讨好民众，判案子只看法律，不看民意。

在最初的宪法中，参议员也不由选民直选，而是由各州议会推选。这一条一直维持到1913年，宪法增加第十七修正案，才把参议员改成各州选民直选产生。也就是说，美国立宪头120多年，政府立法分支中权力最大的民意代表——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各州议会指定的。

宪法生效后，只过了两年，就增加了十条修正案。这十条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一方面，它们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另一方面，它大大加固了防暴君、防暴民的护栏。这十条修正案中，列出了最重要的几项，不能由选票说了算，比如说，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还有财产权，国会的民意代表，就算100%全票通过，也不能立法，侵犯公民的这些权利。

说穿了，就是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选票不能碰，不能通过一人一票由多数来决定。最高法院有位大法官，名叫Robert Jackson。他把这个道理讲得特别清楚。1943年，二战还没结束，美国还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仗，国家还需要大力宣扬爱国主义。西弗吉尼亚州要求学生每天向国旗敬礼、宣誓。有学生家里是耶和华见证派信徒，他们的信仰禁止敬拜世俗偶像。

后来，最高法院判决，西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做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Robert Jackson大法官写了判决书。他说，当初给宪法增加《权利法案》，就是把公民的几项基本权利，从政治纷争中撤出来，放到多数派和政府官员够不着的地方。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信仰、财产，不能拿去让民众表决，不能交到选民手里去决定。

美国宪法植入的最高一道护栏，就是修改宪法的程序门槛。要动宪法一个字，先得要国会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然后还得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国会两院绝对多数通过了还不行，还得美国各个州的议会绝对多数通过。现在美国有50个州，得有38个州的议会通过才行。

美国的国父不是不知道，有些问题解决起来，越快越好。他们之所以设立一道道护栏，把修宪的门槛设得这么高，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看到了高效率好的一面，而且，他们也看到了追求效率，令人恐怖的一面。一步走错，全盘毁于一旦。他们不愿拿国家的命运去赌。

有句话说，民意如潮水。潮水涨得快，退得也快，不能让一波潮水冲上来，把地基冲毁了。宪法，就是为了夯实地基，不让国家毁在某些人的暴君冲动手里，也不让国家毁在民众多数派的暴民冲动中。美国宪法从生效到现在，237年，只增加了27条修正案，头10条修正案还是生效头两年打包一次加上的。修宪之难，可见一斑。

所以，严格来讲，美国从立宪开始，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它是个宪政民主共和国。它的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宪法为民主提供护栏。用更简单化的语言来说，宪法是个笼子，里面关着两个野兽，一个是政府权力，另一个是民主多数。同样是政府权力，同样是民主多数，在宪法的笼子里关着，就是文明，一旦跑到宪法的笼子外面，就是野蛮。

讲到这里，我想专门说一个中文世界经常忽视的问题，就是一个好的观念，怎么样才能道成肉身，具体化成可以操作，可以执行的制度。美国在独立前后，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这个观念道成肉身的过程。

美国宪法，最早只是一些人的想法，只是一些观念，或者说一些理念，一些ideas。《独立宣言》说，人人应当平等，都有不可让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光知道有权利，还不行。权利必须在秩序中才能兑现。用美国最高法院的话说，普通人在法律秩序中，才能追求幸福。没有相应的秩序，权利就是句空话。

那么，秩序由谁来建立呢？美国建国那代人的答案很直白：秩序必须由有见识、有恒产、也有恒心的精英来建立。费城立宪会议的代表，不是由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州长和州议会推举的各界精英。建国以后很多年，各州的选举权，大都设财产门槛，没恒产的人没有投票权。

这话今天听着刺耳，但这是一直到20世纪初，大部分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很多听众可能知道孟子那句话。我在以前节目中也讲过。2300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估计美国的国父没有读过《孟子》，但孟子说的，也是一直到他们那个年代为止，人类生活秩序的一个常识。在常识问题上，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还是战国时代的中原，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恒心、有恒产的社会精英可以世世代代做人上人。美国建立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贵族寡头专制国家。

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专门写了一句：国家不得授予任何贵族头衔。精英可以建立秩序、管理秩序，但不许把自己固化成世袭贵族。宪法在防多数人暴政的同时，也防精英阶层形成贵族寡头统治。立宪的这批人，对人性的提防是全方位的：他们不相信民众天然善良，甚至不相信自己天然高尚。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跟大众一样，都需要宪法的护栏。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有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If angels were to govern men, neither external n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也就不需要从外部和内部限制政府了”。这是美国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它假定谁都靠不住。民众靠不住，精英也靠不住，必须设立宪法护栏，对他们的冲动、狂热、权力和特权严加限制。

这种认知，正是美国建国那代精英，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关键区别。中国的士大夫也讲精英治国，讲了两千多年。结果是，皇帝利用士大夫建立了大一统皇权秩序。士大夫为皇帝所用，老百姓在这种秩序中只有当蝼蚁的份。这种大一统秩序周期性分崩离析，然后再重启，开始新的周期。新皇帝上台，士大夫照旧为皇帝所用，老百姓照旧是蝼蚁。

而十八世纪美国那批精英建立的宪政民主秩序，是基于一个承诺，就是保障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个承诺当然没有马上兑现。我在几年前写的那本书，讲述的就是建国后那个漫长的兑现过程：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像投票权、受教育权、自由婚恋权，怎么用了两百多年时间，一步一步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普通人，从白人有产男性扩展到穷人、黑人、女性、移民。

精英建立宪政秩序，宪政秩序保护小人物，小人物再靠宪政秩序争取平等。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依据宪法，去法院告校长、告州长，告总统。法院依据宪法，把小人物的权利向上拉，拉到跟当年精英阶层平等的地位。这是美国这套宪政民主制度的完整逻辑。

有句话，说认知决定命运，一个国家精英阶层的认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美国建国那代人，一不跪国王，二不跪民众，一手防暴君，一手防暴民，开创了至今250年的宪政民主基业。这250年中，世界上发生了无数场革命。只是在20世纪，就有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1949年中国的共产党革命，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这些革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取代坏的，并不是好，而是更坏。革命建立的新秩序，比旧秩序更野蛮，更反人性。

归根到底，跪皇帝与跪老百姓，跪国王与跪民众，跪神权与跪政权，只是换一块跪的招牌而已，跪的姿势没换，结局都是暴政。

1787年9月17日，费城制宪会议结束，美国宪法诞生了。富兰克林走出会场，有位女士拦住他，问：“博士，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富兰克林回答说：“夫人，是共和国——如果你们守得住的话”——“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自那以后，美国人，世世代代，守了250年。我们半途来到这个国家，也加入了守的行列。不是守着一堆标语口号空喊，而是守住宪法设立的那一道道护栏。有些声音，貌似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仔细听一听，却只是在坚守不同的护栏——同一部宪法，不同的护栏。